实用理性态度、立足民生问题、以开放促改革、合理推进市场化,是服务业改革40年给予我们的重要经验。 1978年至2017年,是中国服务业(也即通常所说的“第三产业”)高速成长的40年,也是服务业全面深入改革的4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加到2017年的51.5%,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2011年起一直在三大产业中最高,是三大产业部门中唯一的两个比重持续上升的部门。
中国服务业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持续地深化改革。然而,服务业改革的动力、路径以及模式,并非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也非单纯的市场化改革,与工业改革、农业改革不同,形成了独特的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具体呈现出如下几点特征:
改革的理念:解决实践问题的实用理性主义思维。中国服务业改革的理念在于放弃理想主义先知先觉的理性构建,回归到解决实践问题的实用理性主义思维。例如,服务业改革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个体经济的兴起,与解决上山下乡返城青年就业问题的现实需求相关。实用理性的改革理念,使改革初期阻力较小,改革进展较快。
改革的动力:压力—响应机制。从总体上看,改革的动力有三个来源:第一是理想主义,即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状态,而积极对现状进行改革;第二是目标模式的召唤,即建立一个目标模式,然后选择改革路径,向目标模式进化;第三是现实压力,这包括经济增长压力、民生压力等。服务业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压力—响应机制,是一种基于非产业目标、响应现实压力而推动的改革。
改革的主体:上下联动、相互呼应。从服务业改革的历程看,政府是第一推动者,市场积极响应,对政府作出反馈,使政府更进一步推动改革。以1978年开始的“个体经济”改革为例,首先是中央出台了相应的就业政策,促进了大量以服务业为特色的个体经济主体出现,之后政府对个体经济的政策不断修正,使个体经济在服务业领域能够快速发展。这种模式综合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使改革能够持续推进。
改革的道路:从边缘到中心的问题导向道路。中国服务业改革过程中,并没有首先解决所有制、计划体制等重大问题,而是先适应社会一般性的问题,启动改革措施,在解决了一个时期的特定问题之后,又启动新一轮改革,解决新的问题。这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改革道路,也不同于中国的工业改革(基于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农业改革(基于对原有体制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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