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本质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的经济萧条时期，资本从无利可图的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领域，形成了日益强大的金融资本。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作为与金融霸权相适应的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金融资本的扩张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站在思想史的维度上，回顾赫斯、马克思以及西美尔从哲学角度对货币的本质进行的思考，进而揭示金融化时代的人的生存与解放问题。
    在货币的哲学探讨中反思人的本质及其解放
    赫斯对货币进行的哲学探讨内含于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解放的思考之中。赫斯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和人之间进行的“生命交换”，这种交换之于社会中的人就像空气之于自然界的生物，没有这种交换，人类就无法存在下去。但是，人类并不能直接意识到自身的本质，在人的本质实现之前，人类社会是颠倒的社会——在自然状态中，个体的有限生命以类的繁衍为目的，而在人类社会中，个体通过交换也即通过“类”维持自身的生存，这样一来，“类”便下降为手段。人类社会的这种颠倒状态最极端地表现在商品经济中，因为商品经济将利己主义的交换误认为“生命交换”的本真形态。人类并不理解自身的属性，仅仅以个体的身份进行生命力量的交换，因而必然错失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在赫斯看来，精于算计的商贩从事的就是这种交往，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顾人类的整体。在人的本质完全实现的未来社会，人能够按照自身的愿望选择是否劳动，劳动的价值也就提高了，不再像物一样被买卖，不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服务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货币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随着人的价值提高，货币就相应地失去价值。”也就是说，赫斯将货币视作非本真的“生命交换”的媒介，货币的地位越高，人的价值也就越受到贬损，虽然他对货币的这种哲学思考还比较粗糙，但是与马克思以及西美尔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渊源。
    基于货币的哲学思考的资本主义批判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行机制的时候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家，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货币进行深刻的哲学分析。与赫斯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劳动力的买卖是对人的价值的贬损，对货币的崇拜是社会病态的表征，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消货币，但马克思的思考更具有哲学上的深刻性与现实上的针对性。关于人类对于货币的永无止境的欲望，马克思不是简单地从人性的角度而是从货币自身的角度给出解释。在货币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就质的方面来说货币可以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它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就量的方面来说，一定数量的货币只能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因此，货币就成了一个矛盾体，在质的方面它的力量是无限的，但在量的方面它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矛盾呢？只有不断地积累货币。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本身必须不断地聚集才能掩盖自身的矛盾。“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马克思形象地描绘了货币贮藏者的政治经济学：多卖少买、勤俭节约，以货币积累为人生目的。
    马克思写道：“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也就是说，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货币积累的形式发生了改变，货币实现自我扩张的代言人不再是货币贮藏者而是资本家。货币用来驱使人的仍然是对财富的欲望。“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通过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在马克思看来，和货币贮藏者一样，资本家也是货币的仆人而非主人，只是“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
    可见，在马克思这里，关于货币的哲学思考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必然联系。正是货币所内涵的质的无限性和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资本范畴提供了逻辑上的前提——货币如果不能增殖就不能成为资本，而只能是“价值量不变的化石”。就像资本主义为自身挖掘坟墓一样，货币的扩张最终也将以取消自身的存在而收场。
    重视货币与人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
    我们看到，马克思已经将货币的本质与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反思联系在一起，这为西美尔从最全面的形式反思货币与人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思想资源。西美尔特别重视货币与人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其对货币之本质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如下论断中：“货币对文化过程的其他部分提供的所有隐含的意义都来自于它的本质功能——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凝缩的符号形式。”在货币出现以前，剩余的生活资料只能用于馈赠而不是囤积，人类也就不会有财富积累的观念。由于货币提供了储存财富的手段，原始时代的那种淳朴的道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利己主义观念的滋生。货币作为交换的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经济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职能的履行依赖于货币具有的价值抽象性，也就是说，货币自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但却可以用来衡量其他各种价值。自然经济状态下，货币的这种价值抽象性是一种“必需的恶”，是为了商品交换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但商业活动往往被视为不体面的行业，因为它本身并不生产物质资料，而是单纯地以货币的增殖为目的。因此，货币的属性是与自然经济的精神原则背道而驰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却与货币的本质属性高度契合。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货币成为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用西美尔的话说，货币的抽象性达到了极致。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计量标准的角色，不是用来衡量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而是用来衡量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不仅仅是物质对象，具有精神价值的对象同样被放在货币的尺度下加以衡量，包括科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的产物也和物质产品一样买卖、流通。而随着货币的抽象程度达到极致，精神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货币这个强大的、抽象的尺度的存在，人格原本具有的那种无可代替的独特性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在西美尔看来，货币天然地处于内在价值的对立面。货币的地位越崇高，人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就越受到贬损。西美尔认为，货币与内在价值的这种对立典型地表现在专门从事经营的群体中，所谓专门从事经营的群体指的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而不在乎是否创造了某种形式之价值的群体，也就是所谓没有个性的群体。
    基于思想史的考察可见，在赫斯、马克思、西美尔看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货币不再作为价值中立的、单纯的工具而被使用，就其本质来讲，货币逐步演变为抽象的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的存在，于是一种货币的拜物教产生了，其结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在货币面前失去了自由，人的解放也就成为不可能之事。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