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层面解释中国经济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向世界讲好中国经济故事，是时代赋予学界的重大使命。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上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还不相匹配。在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宏大叙事之外，如何寻求突破？怎样从更为具体的企业层面解释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这些都引发了学界深入思考。
    以生产组织为中心
    中国经济故事的现有讲述方式，通常是把“以所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问题作为分析的焦点，忽略了其他的影响因素。“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即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组织方式问题，实际上处于黑箱状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宋磊认为，为了避免简单的制度决定论的弊端，中国经济故事需要补充第二种讲法。
    宋磊主张，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应该以企业层面生产组织活动的发生机制为分析起点，着重讨论中国生产组织方式的特点。因为在“以生产组织为中心”的讲述方式之下，能够为中国经济故事提供管理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超越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偏见下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误解。
    以“事实先行、自下而上”的方式讲述经济故事的优势，可以从日本的例子中得到验证。宋磊表示，20世纪日本经济在经历高速发展之后，对外讲述日本经济故事的焦点，经历了从政府作用到企业生产活动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日本学界不但形成了受到国际学界充分肯定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对日本型市场经济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符合社会科学理论的阐释，而且有效规避了诸如“日本股份公司论”之类的指责。
    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研究中国企业的确是解开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认为，必须下沉到中国企业的丰富实践，从不预设立场的大量经验性研究出发，才能真正回答“中国经济何以实现高增长”这一关键性问题。例如，要解释中国自2000年开始出现的上一轮经济高增长，只有回到中国企业集体创造的史诗般大规模增长中，才能找到答案。
    挖掘中国企业原创性经验
    正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史所展示的，后进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美国将大企业的经理革命与组织革命推广到了全球；伴随德国与日本的崛起，德国大企业出众的定制设计、强大的工程师技能系统，日本大企业的大规模精益制造方式、终身雇佣制，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就如当年美国、德国、日本的大企业一样，今天的中国大企业，正在以其他国家大企业难以模仿或复制的新管理方法与管理方式，创造出其他竞争对手无法想象的经营业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
    黄群慧试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寻找解释。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平衡之道，蕴藏了适合现代商业组织繁荣的社会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国企业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在这种精神文化气质的滋养下，中国企业表现得比其竞争对手更开放、更善于学习，更能够包容错误和承受失败与挫折，更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中国企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在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在几乎没有先验性知识可以习得的前沿领域，中国更是迎来了产生世界一流企业的机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姚凯认为，我国在“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产业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竞争优势，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积累了新动能，在企业组织和管理模式方面也实现了新突破。例如，有的企业建立了有特色、适应共享经济的平台组织模式，有的构建了新型产业生态群，还有的建立起全产业链商业模式。在对新兴产业大量中国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总结出贡献于世界的经验。
    从丰富实践中作出理论概括
    不可否认的是，较之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和管理实践的极大丰富，中国学界的理论回应和创新还相对滞后。以管理学为例，虽然构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讨论不绝于耳，但总体来说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姚凯认为，目前由于科研评价机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研究的倾向，以及过于偏重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等原因，学者难以走出学术“象牙塔”而深入企业，导致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问题被遮蔽。中国管理学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理论研究和实践脱节的问题，从中国企业的丰富管理实践中作出理论概括和解读。
    以生产组织为中心讲好中国经济故事，要求学界在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多个相关领域持续作出长期努力。宋磊表示，从日本经济故事的出现，到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形成，日本学术界耗费了大约30年时间，而且理论的突破建立在劳资关系、企业治理机制、企业战略等多个基础性领域大量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之上。
    在谈及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具体努力方向时，宋磊认为，在企业层面，中国经济发展有不同于美德日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全球价值链充分展开的背景之下实现的；二是本土国企、私人企业和外资共存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如何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层面上理解中国企业和国际分工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三种不同性质企业的能力构筑过程，应该成为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关键议题。他表示，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下，成功刻画三种能力构筑路径的相互促进机制，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记者 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