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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到，从“核准制”到“注册制”，实质是将IPO的“把关”责任从政府转交给市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足以担当“把关”责任的市场，包括完善的中介机构和市场规则？
这里，难的不是批判一个旧世界，而是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时候，一切批评都没有意义，除非能够帮助建设新世界。好在新中国的股市已经有长达25年的历史，新股发行制度也经历了多次改革，我们不妨梳理其变迁，从中寻找一点有用的信息。
沪深两市都是1990年建立，迄今25年。新股发行制度，先后经历了试点（1990-1992）、审批（1993-2000）、核准（2001-现在）三个阶段，现在要走向注册制。两市成立初期的新股发行，由沪深两市地方政府决定。上海的老八股（申华电工、豫园商场、飞乐股份、真空电子、凤凰化工、飞乐音响、爱使电子、延中实业），除了凤凰化工外，都是上海当地的企业，而在深圳“老五股”（深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则全部为深圳当地公司。
1993年4月，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将股份制试点推向全国，同时确立审批制，实行额度管理，证监会制定当年股票发行额度，经国务院批准后，由计委将额度指标分配给各省市、有关国家部委。各省级政府、国家部委推选企业，证监会对预选企业进行实质审查、安排发行。
1996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1996年全国证券期货工作安排意见》，在审批制框架下，改“额度管理”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国务院证券委、计委制定股票发行总规模指标，但不再对各省市、部委下达额度指标，改为下达发行家数指标。
从1993年至2000年，新股发行制度一直实行的是审批制。审批制下，发行股票的权利是作为一种“指标”，分配给各省市、有关部委的。证监会虽然进行实质审查，却不能不平衡各家的利益。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配额”的概念，是深入骨髓的。
2001年开始，新股发行开始实施核准制。核准制的法律准备，是1998年的《证券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由此确立了核准制的法律地位。此次推行注册制要修改《证券法》，修改不成还要提请人大特别授权，原因就在这里。
此时的核准制，采用的是通道制的做法。证券公司根据自己的通道数量，每个通道推荐一名拟上市公司。证监会每核准一家，通道空出，证券公司才能再推荐一家，即“过会一家，递增一家”，因此称为“通道制”。
不难看出，通道制是审批制的简单变型，只不过是用证券公司取代了以前的各省市、部委。不难想象，只要各省市、部委成立自己的证券公司，“审批制”向“通道制”的过渡就可以顺理成章、非常平稳。平稳归平稳，缺点也不难想象。证券公司是各家成立的，其核心资源“通道”是各个省市、部委给的，你难道期望这些证券公司能够真正市场化运作？
到了2003年12月，证监会发布《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改通道制为保荐制，企业发行上市必须要由保荐机构进行保荐，并由保荐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承担发行上市过程中连带责任。
一眼看去，这又是个进步。可是，保荐人和券商什么关系呢？怎么看都还是一伙人，换个名字，加一道工序而已，保荐人干的活，主承销商都可以干。现实中，保荐机构与主承销商通常是同一家证券公司，实质上是“一套人马，两套表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改革，最多有心理按摩的作用。
此后，证监会又出台了很多文件，比如推出询价制（2004年12月）、老股转让制度（2013年12月），并反复修改、完善询价、定价、配售制度。可是所有这些改革，都不能改变证券公司与生俱来的政府基因，不能改变证券公司的行为模式，发育不良，也就难免了。
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都接受政府牌照的管理，出生的基因和证券公司大同小异。而且在竞争激烈、生存为主的背景下，也顾不得所谓长远声誉。说白了，不管挣了多少钱，机构的心态还是“穷人”，长远是一种奢侈，顾不上的。说实在的，这样的心态，不仅弥漫在金融市场，也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金融市场波动大，反应明显而已。
反复审视上市制度的演变，不难看出，和中国的其他改革一样，IPO制度改革也是一直沿着“渐进”的思路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无疑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直延续着计划经济的基因，或者说一直在拖延、回避“破茧成蝶”的痛苦。终究有一天，我们要面临这个痛苦。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以往改革带来的红利即将耗尽的背景下，这一痛苦的时候也临近了。
徐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副教授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