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四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

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这个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和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乃至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0世纪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总结，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认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启蒙运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和世界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

平等的社会结构是持续经济增长乃至现代化的保证。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在名义民主的框架下，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这种社会结构导致精英对民主政治的挟持，从而反过来又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形成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诉求的混合。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中国保留了古代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曾经激发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想象，当前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更多地关注来自表现的合法性——即由给老百姓提供的实质性福利改进获得的合法性，而不是来自程序的合法性——即由既定程序赋予的合法性，其结果之一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

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实行名义的民主制度，但却没有实现对政府的问责和监督。中国的实践虽然不能全盘适用于其他国家，但对政府表现的关注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民主的效能具有启示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贤能体制的核心内容——选贤任能、注重政府的绩效——对于矫正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体制的无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在许多名为民主的国家，政治被政治市场所取代，政治家被政客所取代，争取选票成为各党派的最重要工作，而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无人问津。即使是在民主体制非常成熟的美国，这样的事情也不可避免。奥巴马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总统，而且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拥有多数席位，但他的改革措施却举步维艰。在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或堕落成寡头政治(如菲律宾的情形)，或演变为群氓政治，或两者的混合。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或许应该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从中国的贤能体制里汲取养分。

第三，在过去三十年的制度转型和建设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没有强调制度的纯洁性，而是强调制度的有效性，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和制度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同时也对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些关于制度移植的观念具有颠覆性作用。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往往对它们的外援施加附加条件，要求外援接受国满足特定的制度或经济政策转型要求。但是，长期的实践表明，这些附加条件往往给外援接受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国际社会应该更耐心一些，允许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轨迹进行制度建设，而不是强求它们一次就跨过一条大河。

第四，自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基本保持了相对于社会群体的中性性质，没有刻意代表某个阶层，也没有被某个阶层所俘获，因而才可能放开手脚有选择地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被精英所俘获，要么被民粹主义所挟持，因而无法实施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中性政府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特点之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中性政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板。它们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因为它们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左右。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产生中性政府需要恰当的社会准备，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如何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下完成一场社会革命，消除旧式精英集团对国家的挟持。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大国，需要在国际上建立正面的形象，而总结中国经验正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而是要用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宣讲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本文只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一个初步尝试，更细致的工作有待各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

（本文改编自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季刊）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

内容简介：
本书致力于探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对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解、分析相关解释及对其他经济体的启示；第二部分归纳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中国模式”，并总结和批判其带来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平等与社会公正，提出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及意识形态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第四部分着眼于农村建设，提出对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