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根据历史学家麦迪逊最新的历史统计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的年均增长率是8.6%，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8.3%，韩国从1977到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是7.6%。既然在相同的“后发优势”的潜力下，东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9.2%的增长速度，这些经验表明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可能。也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20年，中国的年均潜在增长率是8%。
要把潜在的增长率变成现实的增长率既取决于中国自己内部的条件也决定于外部的国际环境。
从内部条件来说，中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才能形成竞争优势，快速累积资本。资本的累积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原先符合比较优势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再符合比较优势，因此，要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来降低创新和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实现这样的发展方式要求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以建立有效的市场，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必然会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改革目标，若能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2020年时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将会既有利于中国挖掘后发优势的增长潜力，也有利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实现包容和谐的增长。
关于明年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也要看其他有利条件是否具备。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尽管发达国家的央行实施了“非常态干预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但未能根本解决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安倍经济学”未能奏效，欧洲央行又要步美日后尘，推行购买国债的数量宽松政策。至今美国尽管就业率有所上升，但是，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经济也尚未出现一般危机之后复苏期会出现的6%、7%的增长反弹。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美欧日发达国家的经济可能会继续增长乏力，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会不利于中国实现潜在的增长率。
虽然外需可能不足，中国靠内需来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则相对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产业的产能有不少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可投资的机会多；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等的投资都具有很大的空间，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率。在经济下行时仍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差异之处。
在具备投资空间的同时，中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多年积累下来的负债总额约占GDP的40%，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水平。中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条件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异之处。
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靠投资来启动经济，这些投资短期能创造就业，有了就业消费也能增长。这些项目建成后能提高生产率的水平、增加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也能够持续。
综合考虑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和相对好的内需条件，在外需可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把明年和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订在7.0%-7.5%之间较为合适。这样的增长目标有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
从2010年的增长减速以来，尽管就业情况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减速过于严重，经济前景过于黯淡，企业就会大量裁员，失业率有可能突然增加。经济增长过低还会使产能过剩问题和债务风险恶化。把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的中高速有利于保证就业和金融稳定。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后一目标的实现要求2014-20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3%。把明年和“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定在7.0%-7.5%之间，在外部的条件相对好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5%，外部条件相对差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0%，也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林毅夫亦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