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耀辉：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退休模式

一个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说法，让“退休”这个话题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退休模式。

中国退休模式应寻求城乡之间的平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使用了最新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的退休模式，并尝试解释中国城乡居民退休行为的差异。

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居民退休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居民退休年龄要比农村居民早，部分农村劳动力甚至在70岁后还在继续工作，而城市居民的退休高峰多发生在50-60岁。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男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女性身上，并且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在国别的比较中，中国的男性城市居民的退休年龄不仅早于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且更早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时，女性城市居民的退休年龄也要早于西欧国家。

赵耀辉教授提出三个因素来解释城乡居民在退休行为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

第一，城乡居民在退休政策上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中国退休体系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起初仅仅涵盖政府职员和城市国企员工，1997年开始涵盖所有城市企业的员工。在这种退休制度安排下，中国劳动力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的情况。虽然政府对提前退休有诸多规定，比如提前退休的职业必须是危险的，对生命健康有害的或者是公务员工作了30年，并且处于离退休年限不足5年的情况，但是退休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完全落实。因为提前退休虽然损失了提前退休至法定退休时期内增加的退休金，但是提前退休也使劳动力可以重新选择新的、退休时间更迟的工作岗位，从而既可以获得退休得到的退休金，也可以获得新工作岗位的报酬。

第二，养老金的覆盖面和慷慨程度在城乡存在着差异。养老金在城市的覆盖面和慷慨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养老金体系建立伊始的目标人群便是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农村居民并未涵盖在内。目前，农村虽实施了新的养老金计划，但是慷慨程度却低于城市。并且，养老金体系对城市居民的强制性要求更强，因而城市居民的退休动机也越强。

第三，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子女养老等问题上存在城乡差异。在子女赡养老人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直接影响到退休行为。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父母更可能给予子女经济帮助，而农村情况则正好相反，当居民逐渐步入老龄化，他们更依赖从子女处获得经济资助。这意味着，城市居民在退休后更倾向于依赖养老金或退休工资，而后者则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子女身上。然而，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以及收入水平的相对偏低，使得农村退休老人养老问题更加难以保障，因此，其工作时间也会被迫延长。

最后，赵耀辉教授总结道，中国城乡退休模式存在极大的不同，这归因于社会保障体系、经济资源以及子女养老模式在城乡的差异。对于政策而言，未来城乡居民的退休政策需要不同的加以对待。对于城市那些尚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希望内退的劳动者，应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劳动岗位上；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应当继续给予其自由退休的权利，但是应为其在法定年龄退休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保障。

人口老龄化的启示

哈佛大学DavidWise教授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人口寿命大幅延长，这使得社会中老龄人口和青年人口之比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DavidWise教授指出了人口老龄化将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公共养老金的成本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健康医疗成本也大幅提高。但是为老龄人口支付逐渐增加的公共养老金和健康医疗成本的青年劳动力人口却越来越少。

此外，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程度却在不断提高。根据美国有关男性劳动力的调查，人们对自身健康程度的评价在不断提高，被访者会被问及“在多大年龄时，您的感觉会与65岁时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被访者的回答是65岁，到了2006年，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访者的回答是74岁。换言之，2006年，74岁的男性会认为他们的自身健康如同65岁一样，相比较于20世纪60年代，提高了9岁。法国的相关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工作能力在不断提高，因此，应对老龄化的一个有效措施便是延长劳动力的工作年限。

为了提高劳动力的工作年限，DavidWise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种办法。其一，政府应当消除导致劳动力提前退休的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划，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未来退休可以获得的养老金以提高提前退休的成本，鼓励老龄人口继续参与工作。事实上，理性的经济人会在提前退休产生的成本和提前退休获得的收益中进行权衡，如果提前退休的成本大于收益，那么该个体就不会选择提前退休，反之亦然。当前部分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养老金计划使得选择提前退休的人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其成本则相对较小，养老金计划相当于对工作征收的税，降低了人们工作的激励。其二，政府应当提供更便利、灵活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其三，养老金制度需要具有针对老龄化的自动调节机制。DavidWise教授建议，如同工资需要参照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处理，退休年龄也应当参照生命长短进行指数化处理。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都采取相应指数化措施，公共养老金的收益取决于预期寿命、抚养比以及工资增长率。

DavidWise教授所说的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他提出的建议，对我国构建自己的退休模式具有启示意义：那就是通过调节成本收益比来调节老年人的退休意愿，通过依照对生命长短进行指数化处理的办法构建退休的自动调节机制（寿命长、身体好的可以多工作，反之，就少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原标题为《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退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