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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总需求层面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并非危机期间的一次偶然呈现，而应是一个经济史新阶段的开端。
世纪罕见危机必然会留下深刻变化。回顾2009年，这类历史性变化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开始在总需求增量方面第一次引领全球。
当然是以危机期间世界经济规模暂时收缩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IMF数据显示，世界经济从2008年60.9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57.3万亿美元，是战后世界经济最大幅度下跌。2009年中国GDP超过4.91万亿美元，即便用应对危机期间重回“事实盯住”状态的人民币汇率换算，仍贡献约4500亿美元GDP增长。
去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实际收缩大约2.5%，欧元区和德国分别收缩 3.9%和4.8%，日本下降5.3%。考虑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变动和通胀率差异，不同国家用美元衡量名义GDP降幅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由于日元升值，用美元衡量日本经济规模甚至可能略有上升。然而中国增长无疑对抵御经济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贡献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实际增长的国家。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一国长期经济由潜在供给能力决定，短期经济由总需求决定，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扩张速度协调一致决定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去年抗击危机经验显示，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现阶段中国经济不仅在生产率追赶和持续提升潜在供给能力方面最具活力，在凭借内需创造合意总需求方面也具有坚实基础。
中国在总需求层面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并非危机期间的一次偶然呈现，而应是一个经济史新阶段的开端。
1980-2009年全世界用美元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GDP从11.8万亿美元增长到约57.2万亿美元，29年增幅为3.85倍，年均增长5.6%。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从2.79万亿美元增长到14.27万亿美元，相当于平均对这一时期全球增长贡献25.3%。欧盟15国从3.49万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对全球贡献25.4%。美国和欧盟对全球总增长贡献分别为四分之一，加起来贡献一半，是它们对全球经济事务具有特殊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因素。
日本用美元衡量GDP这一时期从1.07万亿美元增长到5.05万亿美元，对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7%。日本由此奠定一个经济大国地位。
我国用美元衡量GDP这一时期从0.31万亿美元增长到4.91万亿美元，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1%。不过这一贡献率前后差别很大。
1980-2009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年均近两位数实际成长率。但是由于需要调整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人民币汇率高估扭曲，在开放最初十几年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用美元衡量的GDP增长较慢，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较小。
数字显示，1990年中国用美元衡量GDP比1980年增长800亿美元，对同期全球GDP增量贡献只有0.8%。1990-2000年中国增长0.81万亿美元，对全球贡献率为11.42%。2000-2009年增长3.71万亿美元，对全球贡献率为14.76%。
在2003-2008景气增长年间，我国用美元衡量GDP总量年均增长率为22.5%。假定2010年我国美元衡量GDP增速为18%，估计增量为0.88万亿美元。即便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恢复到长期增速5.6%，增量为3.2万亿美元，中国全球增量贡献率仍可能达到和超过四分之一。
今年美国、欧元区经济即便复苏到美元名义GDP增长5.0%-5.5%水平，GDP增量为0.785万亿美元和0.825万亿美元。中国增量贡献仍可能超过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各自贡献。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这一增量贡献率有望进一步扩大，进入趋势意义上中国稳定成为全世界总需求最大增量贡献国的经济史新阶段。
在《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部西欧近现代经济史名著中，经济史家戴维·兰德斯指出：“在不完全意义上，经济史就是一部世界财富追逐史”，在这场游戏中，领跑者的接力棒曾经数易其手，但这场追逐依旧进行下去。
在国别增量贡献意义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领跑者，是我国大国追赶必经阶段之一，也是从上世纪末我国在大宗商品增长领跑全球、前几年投资增长领跑全球后，在总量指标上继续展现中国经济全球地位的具体指标之一。
中国总需求领跑从一个侧面显示全球经济版图快速变化。这次应对全球危机中，澳大利亚等资源商品出口国较快复苏，客观上得益于中国现阶段增长对大宗商品高强度需求。与美国战后十次周期性衰退-复苏形态不同，这次美国经济恢复势头仍属孱弱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V型回升带动国际商品价格回升，使得美国进口价格今年初就上涨到两位数增长率。
领跑者地位对我国提出新挑战。例如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推进阶段性特点，经济快速增长派生对原料能源等大宗商品密集需求，由于这类商品新增供给短期对价格变动反应较慢等原因，导致类商品供求关系趋紧和价格大幅飙升。近年铁矿石等领域国际经贸争议事实表明，如何认识内外环境和规律演变，更好利用全球商品供应链以满足我国经济增长需求，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领跑者地位对改进我国开放宏观政策具有启示意义。这次应对危机经验再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不缺总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与市场经济原则相互兼容手段有效管理总需求，保证总需求增长潜力平稳释放，有效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这就要求我们反思如何看待外需、是否需要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如何更好利用利率工具等开放宏观政策重大问题。（待续）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