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5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北京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联合主办。国内政府部门高层官员、国际金融组织高管、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私营部门代表共15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文为陈平教授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稿已经陈平教授本人审阅。
前面一个专题会议的主题就是,中国的经验在其他地方能否加以效仿,罗斯基教授给出的是否定的意见,他的理由是:由于路径依赖的历史约束,中国经验不能照搬。从哲学角度上说,假如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都不同,我同意中国经验不能照搬的简单说法。问题是中国经验在经济学上有无普遍的教训,从而推进经济学上?,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人的行为也有共性。,我们知道牛顿定律现在还是起作用的,可以帮助你设计飞机,但不能保证学了牛顿定律之后就可以设计一个可以飞得很高的飞机。因为理论是一 回事,技术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应当问要问的理论问题是关于中国改革给经济学提出什么新的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均衡与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对比。在转型开始的时候,中国,东欧和苏联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短缺经济,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休克疗法认为价格总是正确的。只要把价格放开,公司就会找到正确的经济信号,如果你能够实现公司在微观基础上的优化,个体加总宏观经济的增长会自动得到保障。结果呢?东欧最好的结果是波兰,我在六月份去波兰看了。波兰经济学家告诉我,波兰团结工会罢工的起因是食品涨价40%。但是实行休克疗法的当年,通货膨胀上涨到了600%,,俄罗斯,乌克兰的情况更糟,达到3000-4000%。这个结果如何呢?经济下降的幅度大于一战和二战的损失。这就是我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价格并没有包含所有信息。认识一个经济现象,你需要的起码是个矢量,价格之外,你要知道市场份额,市场趋势,技术方向等等。通货膨胀的结果,一夜之间,就摧毁了东欧前苏联居民所有的储蓄。在放开之前,大家一直在排大队,要等几年才能买汽车。如今你的储蓄没有了,居民失去购买力,企业就大批倒闭,导致严重经济箫条。尽管你强制输入西方保护产权等法律,并不能鼓励投资,发展经济。多数的公司都完蛋了,政府的公共财政也被失业问题套入,没有钱发展基础设施,大批人陷于贫困。,导致老百姓开始对市场充满幻想,接着非常怀疑资本主义的梦想。在中欧,俄罗斯,多数人对市场机制丧失了信心。他们流行一个笑话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句句都对,但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预言句句都错。 原因呢?东欧的自由化只是单方面对西方开放市场,西方却没有对转型国家开放市场。与此相反,中国改革之初,只在少数特区开放市场。资本市场仍然控制,也没有放开进口。要是中国向东欧一样搞价格放开,化肥,种子的价格大幅上涨,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能保证增产增收吗?一旦出现生存危机,大家恶性竞争来维持生存, 经济萧条的前提下就很难推行市场化改革。中国政府的智慧在于首先保证宏观稳定,然后寻找经济增长点。可以说先保留这种自己自足的经济,增加供给,保证经济发展。每一步改革都争取让老百姓获益,从而推进下一步改革。相反,东欧休克疗法自以为价格就是一切,自由化私有化导致全国都是处于经济箫条,政府就没有办法来实现华盛顿共识提出的种种目标。体制改革无法从上而下强加给大家。我以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是稳定增长优先,制度改革随后。,改革进程取决于市场趋势。如果市场趋势朝上走,盈利比较大,改革空间就比较大,就有条件做比较多的实验。如果趋势往下走的话,资本外逃,人民失业,改革就寸步难行。
第二,中国实验可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国改革的经验推翻了主流经济学两个传统的观点。第一,卢卡斯的微观基础抡是错误的,经济波动不是家庭或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不是在真空中作优化选择。实践中只有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第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市场竞争不一定降低交易成本。恰恰相反,劳动分工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首先会增加交易成本,例如造假、欺骗、操纵市场等等。只有制度改进提升生产力的幅度大于交易成本,才能让经济财富增加。认为利益冲突,污染投机都可以由市场交易解决而无需政府监管,这必然导致市场动荡甚至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