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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好日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举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研讨会”，希望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里汲取力量，更好地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和不确定的未来。
有朋友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15年，在国内外有了影响力和知名度，享有不错的声誉，为什么还要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再组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圆满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我，而是林毅夫。毅夫筹划和推动了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件事情，他也动员了各方力量，争取到了温家宝总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也得到了北大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说实话，直到5月31日在机场为毅夫送行，我也不明白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他请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那时，正是筹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关键时刻。世行的聘任，多少打乱了筹办的步骤。现在，我们总算比较明白了一点，原来世行决定聘请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临危受命既是毅夫的光荣，也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体同仁的光荣。只不过这样一来，要原原本本地说明成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缘由，就非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莫属了。好在毅夫马上要致辞，为大家作原创性的阐释。我只能就自己理解到的几点，做一个简要说明：
首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不是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是不是一个从建制上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研究机构？不是的。从体制上讲，国家级机构要国家来组建。我们组建的这个研究院，是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一个科研教学机构，是北京大学众多科研教学机构中的一个。她当然谈不到国家级。至于做出来的工作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要同行评议、实践检验、历史定位，我们就是想自封也没有用的。
在经济学传统里，“国家”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成名巨著《国富论》，就是探讨国家富裕的原因和道理。这里的“国富”，也曾被郭大力、王亚南先生更准确地译为“国民财富”，也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nation）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全球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得好，有些发展得不那么好，这是经济学持久的兴趣和关怀所在。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有志于继承传统，探讨当代国富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民本位的国家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来就是一个以研究国富为己任的机构。为什么还要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的看法，仅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研究国家发展，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探索当代国家发展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主动与其他学科结成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尝试跨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研究与教学，以便更好地把握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这一中心议题。
北京大学是一所誉满海内外的综合性大学，拥有诸多一流学科与专业，是实践综合性国家发展研究的理想场所。林毅夫提出了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构想以后，我们和北大社会科学许多院系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得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的高度认同和热情肯定。这样，在北大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决定迈出勇敢的一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功运转15年的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尝试不同学科间的知识交叉与融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知识和思想的新集结。
我想告诉各位，对于承担这么重大的一个使命，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组织框架和科研教学任务的实施方式，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批准我们构想的时候，北大校领导提出了要用“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来开展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工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绝不能叠床架屋、造出很多彼此难以协调的新机构，而要凭籍一个较小的、精干的组织机构，通过网络式的办法来有效动员各方的积极力量。我们将认真参考国际国内有关科研教学机构的经验，在实践中探索，也欢迎在座的各位给我们指点和建议。
最后，我相信大家不但会听我们怎样说，更会看我们怎样做。今天可以摆到各位面前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5年来做过的事情，以及我们在此基础上决心在未来要做事情的构想。我们全体师生员工，一定继承北京大学100年以上的大传统，发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5年来的小传统，加倍努力，争取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成一个探索国家发展的经验、政策、制度和理论的学界智库。希望各方面一如既往地给予鼓励、支持和指点，帮助我们更好地担当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