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入世五年看农业

   目前农产品净进口的局面具有经济合理性，不会损害中国食物安全目标

　　作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的热点，人们对农业问题的担心是：农业开放的承诺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给中国农民的收入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否会造成1000多万农民失业。

　　中国的农业问题需要持续的观察。在入世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照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重新审视并评估中国农业在开放环境下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考察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其他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但进口额增长更快，2003年净出口开始下降，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净进口的格局。2004年有约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2005年这个数字有所减少，2006年预计将维持2005年的水平。

　　考察农产品进出口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占农产品贸易总额85％－90％的15类农产品中，有八类农产品呈现净出口增加或净进口减少趋势，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主力净出口农产品，包括水产品和蔬菜水果。中国总是稳定地在出口这类农产品，每年净出口额为几十亿美元。第二种是重要的净出口产品，包括茶与咖啡，每年净出口额为1亿至10亿美元。第三种是有大幅波动但稳定净出口的产品，包括肉类、烟草。第四种是有净出口趋势的产品，包括谷物等。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出现净进口显著减少甚至净出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十多年前，中国还在大量进口谷物，但在入世几年后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

　　在15类主要农产品中，另有七类处于净进口局面。这七类又可大致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制造业（纺织）部门的原料，包括棉花、皮、毛、丝。第二种是动物产品部门的投入品，包括大豆等油料。中国目前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大豆，这一点也出乎研究者意料。第三种是需求超常增长的，即牛奶。过去五年，中国的牛奶需求出现了一个“大浪”式的增长，尽管国内牛奶产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仍然赶不上需求。

　　通常人们认为出口是好事，但对进口可能存有疑虑。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的农业进口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净进口格局可能将成为一个趋势，并继续扩大。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在我看来，可以根据三个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看进口与国内同类产出的关系。如果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的产量有所减少，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是坏事；而如果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产量也在同步增加，那就说明国内产品没有被进口品所替代，更不必过分担心。比如，棉花、大豆、羊毛等产品，过去五年进口增加很快，但国内产出也明显上升。牛奶更是如此。

　　第二，看进口与国内下游产品的关系。比如大豆，主要有两类消费需求：第一是榨成植物油，满足人们收入提升后对膳食改善的需求；第二，大豆榨油的副产品的豆粕是优良饲料的重要原料。大豆进口增加，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植物油生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动物生产部门的增长对高质量饲料的需要。

　　第三，看进口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关系。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进口，支持了一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发展。过去五年，棉纺织业就业人数有明显的增加，结合各方面数据，实际数目应该在300万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增加的就业人员大多是农民工。所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通过纺织业的加工、增值以及出口，棉花等原料的进口实现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也实现了丰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

　　过去五年的经验显示，农产品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发挥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农业内部的比较优势，促进了肉、蛋、鱼等动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还满足了国民对牛奶等特殊产品在特定时期超常增长的需求，间接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农产品进口增长的局面，不仅符合经济学原理，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进一步思考当前农业贸易结构的深层原因，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入世以后，农业没有如一些事前的担心那样“全盘皆输”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中国农业供给能力和需求增长的一些参数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评估。其结论，简而言之有两点：第一，中国农产品供给能力并不“弱质”；第二，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不是“刚性”的。

　　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最直接有力的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按照通常的简易算法，用农业GDP直接除以农业的就业人数即可得到。但问题在于，GDP是价值量而非实物量，不能直接反映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我们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所得的微观数据，对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和用工人数做了度量。结果显示，1981年－2004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最低约5％，高的超过10％，平均约为6％－7％。对于这样一个在20多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7％的部门，评价其为“弱质”，可能不再准确和适当了。

    从理论角度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农民的人均物质资本量、人均耕地、人力资本含量以及技术和制度因素。在人均耕地面积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是由于：体制调整因素，如新的产权制度的引入，市场的激励和政府的支持；科技进步因素，如农机、电力、化肥、生物品种、塑料薄膜覆盖等技术和新投入广泛应用；及道路和物流设施改善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等。

　　在需求方面，农业需求的决定因素，一是人口，二是收入。现在，中国人口总量增速已有所下降，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的人口峰值，估计不超过14.5亿。在人口结构方面，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目前的10.9％上升到24％；总抚养比在今后五年会下降1.5个百分点，之后就将上升，在30年里增加21个百分点。因此，人口结构因素到五年后对食物需求可能逐步转为负的影响。总体来看，人口因素对于食物需求增长的贡献现在每年大概只有0.7％－0.8％，并且会持续下降；10年－15年后，人口需求对食物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变成负值，这将是一个重要转折。

　　至于收入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但严格计算收入弹性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很难实现。我们可以使用农产品人均表观消费量（即国内产量加净进口）与人均收入数据，计算其三年平均值比例变动比率，作为对需求收入弹性的一个近似估计。

　　计算显示，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的人均收入弹性大约位于0.5－0.6的区间，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1％，主要食物和农产品需求平均将增加0.5％－0.6％。即便人均收入保持7％－8％的高增长，收入增长每年对食物需求的贡献也只有3.5％－4.0％。

　　加总人口因素和收入因素对食物需求的贡献，食物需求年增长不超过5％，且呈下降趋势。因此，在农业劳动生产力年转移1％的前提下，6％－7％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率基本能够满足国民的食物需求。

　　而且，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在目前中国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步持续下降的条件下，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一些农产品，使食物安全的目标更加有效地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下讨论的农业供给能力绝对不足的问题，也许早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