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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
文/龚 强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分析中心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和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和公共政策学院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共同分享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约130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二人在博弈论领域里做出的突出贡献。这已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者在十一年中第四次获奖。之前，1994、1996、2001和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都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领域之一，主要研究在彼此互动的情形下个人是如何做决策的。近年来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商业、政治、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中。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告中称，这两位经济学家“因通过博弈论分析加强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
奥曼教授现年75岁，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分析中心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斯坦尼分校经济系和决策科学院教授、以色列数学俱乐部主席、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等。同时还担任《国际对策论杂志》、《数理经济学杂志》、《经济学理论杂志》、《运筹学数学》等多家顶尖专业杂志的编辑。
奥曼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家庭。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之后，因惨绝人寰的犹太迫害政策，他和家人被迫移民美国。195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学位。奥曼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正是他在麻省理工念博士期间，第一次遇到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约翰·纳什。纳什向学数学的奥曼介绍了博弈论的研究动向，让他对这一新兴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吸引他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他和纳什曾同时接受贝尔实验室的资助，共同探讨博弈论的思想和应用，也在纳什、摩根斯特恩等几位为博弈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的数学家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动态博弈研究。在纳什利用拓扑学等数学知识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解决了一次性静态博弈的均衡问题基础上，奥曼的工作把博弈论的研究从一次性的决策过程扩展到了多期的重复决策。这一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博弈论的研究思路，增强了它的解释能力。1956年，作为一名犹太人，奥曼携家人返回以色列定居。
“我完全不知所措，这个结果出人意料。”在接到瑞典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通知获奖的电话时，奥曼这样说。但事实上，作为数理经济学大师，他不仅利用数学工具对“共同知识”和“相关均衡”等重要的博弈论概念给出了严格的叙述，而且在评委们看来，“罗伯特·奥曼是正式对‘无限重复博弈’作全面分析的第一人。”
重复博弈的理论是现在经济学家分析长期合作行为的基本框架。例如，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残酷的价格竞争中厂家在长期内会串通起来抬高价格形成“价格联盟”；核武器是各国军事实力的象征，但是国家之间为什么会达成“核不扩散协议”等等。重复博弈的提出，使得博弈论的发展从考虑单期的一次性决策扩展到了多期的重复决策。
谢林教授现年84岁，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教学长达20年。曾经长期担任美国政府顾问等职。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博弈论的理论应用于经济、政治等各个学科的分析中。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将博弈理论用在对全球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的分析上开始，谢林对人们在各种冲突和合作情况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因为研究防止与核战争有关的行为而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奖。他在欧洲经济合作管理组织工作过，也曾任职于白宫办公厅、耶鲁大学、兰德公司等机构。在军事战略与武器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迁、核扩散、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外国援助和国际贸易以及公共政策和商务中的伦理问题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谢林在1960年发表的《冲突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书是研究解决矛盾冲突策略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主要讨论了核战争、武器竞赛、军控等政治和军事问题，对以后的几代博弈论工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被看作是西方自从1945年以来影响最大的100本书之一。
谢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解释了不同的种族、性别之间的隔离现象。按照谢林的说法，诸如“种族歧视”等现象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他认为人们是愿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肤色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单从个人来说，他会希望周围的同伴至少有一点和自己相同的特征(比如肤色)，这种个人之间的因为偏好造成的无意识的选择集中到宏观的群体层面上，可能就会体现为白人更愿意和白人打交道，这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所谓的“种族歧视”。
谢林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现在中国的城乡隔离现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理论的解释下，农村人口在城里的边缘化可能并不是因为城里人故意对农村人口的歧视性行为，而有可能仅仅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对农村新移民的陌生感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的关注都起因于他们所亲身经历的社会历史变革。两位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青年人，学术生涯的第一份工作都与冷战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奥曼为美国政府设计了假想城市空袭时的防御战略，谢林则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对于他们而言，冷战和核威胁始终是心中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这促使他们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用自己的理论帮助人们去更好的理解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
从这个层面上说，今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样两位经济学家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一体化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并存的年代里，处处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激烈的竞争、国与国之间力量的角逐。博弈论在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或许会有助于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世界的未来和发展的道路。在解析奥曼和谢林获奖原因时，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就表示：“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当有记者问奥曼的解决冲突理论是否可以用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的冲突和斗争时，奥曼表示这是他的衷心愿望。
与物理、化学、文学奖等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没有出现在诺贝尔的遗嘱中。它在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设立，全称是“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从最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来的一个趋势是，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考虑个人的行为和决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已经成为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主流。
(作者系美国西北大学管理经济和战略博士，现工作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