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高低各不同——解释中国经济（之一）

以下文章，从2004年11月18日起连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总标题为“解释中国经济成长”。                                                               ——作者

《其仁文章》2004年11月17日发稿

远近高低各不同

 

——解释中国经济（之一）

周其仁

怎样看经济？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我自己的体会，看经济有如看山水。不用说两者有所不同——看经济要费脑筋，看山水主要凭感情。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用看山水的办法来看经济。以大文豪苏东坡咏山名句为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同一处山景，横看侧看不同，远看近看相异。这里的一个重要法门，就是变换角度看事物。看山水如此，看经济也如此。

经济也要远看近看，换来换去地看。远看，就是在大局中看大势、看整体。近看，就是看细节、特别是关键的细节。今天的中国经济应该是不那么容易看的经济，因为远看近看高低截然不同。对同一个中国经济，判断和看法彼此相左，实在非常正常。

中国经济首先要远看。为什么？因为开放，因为“大进（口）大出（口）”。今天不先把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宏大背景里，既看不清中国，也看不清世界。这么一远看，可以理解为什么无人可以忽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当然从总量GDP着眼，中国仅仅只占世界的4％，与她的人口规模和比例远不相称。但是这里有一个汇率误差的因素，调整之后，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应该是可以有所提高。另外，即使以占全球4％的GDP而言，中国经济也已是当今世界各国第六大经济体，美日德法英，然后就是中。当年毛主席有“赶英超美”的宏愿，以当时的经济条件论，豪情脱离了实际。但是今天看，仅就GDP总量论短长，“超美”还谈不上，“赶英”却是现实的。

从增量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更加不得了。这是宋国青教授两年前的一项重要发现。国青是宏观经济——远看经济的学问——方面的高手，他得出结论掷地有声：中国已是世界级的“增量大国”。别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宋教授的作品，我只记住一条，过去三年，全球GDP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中国经济创造的！

各位朋友，一个经济占世界的总量比例小，增量比例大，这个经济将来会怎么样？问到这类问题，可以体会到看经济与看山水的不同。看山水一般不需要预言变化趋势，感觉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并不是说自然山水不会演化，比如“沧海桑田”就是很大的变化。但地质的变化差不多以亿年为单位计，怎样推测是很深湛的学问。人生苦短，一般人不会问津。经济呢？是人的活动，变化很大。尤其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变化更快。更加重要的是，经济的未来变化影响人们的利益，人们总要面对未来作今天的决策。因此之故，经济未来将如何变化的问题，永远有很多人关心。是的，这是不能不不引起广泛兴趣的话题：一个总量小、增量大的经济，将来究竟会怎么样？

比较肯定的答复，是如果保持增长势头，一个总量小、增量大的经济，必定在总量上变的很大。这个答复的逻辑上不可能错，但是有一个枝节，就是用了经济学家作经济推测时常用的一招：假定。是的，经济推测离不开假定，而假定的学问很大。在某个意义上，经济推测比赛的就是“假定”的本事：究竟谁假定的条件真的发生了？

问题是对于“用户”而言，大家看重的是结果。美国NSDAQ市场2000点的时候，艾比.科恩预言将上5000点。该预言后来成真，艾比就当上了她所供职的国际大投行的合伙人。大预言对一次就足以傲人。至于用的是什么假定，除了有心钻研经济预测本事的以外，没有谁会在意。这就是说，从用户的角度，推测也罢算命也罢，都要以对错论英雄。

回来远看中国，我们这个总量尚不大、但增量决不小的经济，将来在世界上究竟会怎么样？据说美国一家媒体遍问尚在世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题目就是“75年后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根据报道，只有一、二位肯定地说美国；一位说如果俄罗斯进入欧盟，就是欧盟；俄罗斯不进欧盟，还是美国。除此之外，八、九位诺奖得主，一致说中国。其中九十多岁的科斯（Ronald Coase）说得最坚决：毫无疑问是中国。

这些诺奖得主垂垂老矣，预言的又是2079年的事情，到时候谁记着验证这些伟大的预言？比较而言，验证林毅夫预言的难度就小得多了。今年早些时候，林教授在一个国际性研讨会上推断，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一时间舆论哗然，网上更是吵得热闹。但是毅夫的预言怎么可能是儿戏：2030年为时不算太远，他本人和许多现在听他预言的人届时一定健在。学者把自己的名字写上的预言，外人不应该看轻的吧？

以上讲的都是总量。人均收入怎么样？无论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无论对中国的未来多么乐观，讲到人均，好像没有谁有脾气。毕竟十几亿人口作分母，不能不令大家肃然起敬。但有一个例外——张五常。大教授去年白纸黑字写得分明：要是中国坚持开放、尤其是实行金融开放，18年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乐观推测，不容易相信。但是教授说他的根据，就是日本在人均GDP方面发力追美国，实际上也就是二十年。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势头比当年日本好，因此可以减去两年，十八年就够了。

行文至此，要加一个插曲。上面讲远远看去，很难不看好中国经济。网上有报道我说了中国经济要赶英超美。真是天大的乱来，哪里是我讲得出的话？上文写的明白，是我在转述伟人、前辈、同事和朋友的看法。远看中国，我对这些判断没有异议。但我有言在先，中国经济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仅仅远看、看好，不能算错，只是不够全面。经济不但要远看，而且要近看。在远看近看之间，还需要加一个内容，那就是怎样解释可见的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我本人怎样看，且听下周本专栏分解。          

《其仁文章》2004年11月24日发稿

用三个变量看经济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二）

周其仁

无论怎样看，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要推断未来，我们先要理解这来之不易的局面究竟缘何而起。为此，需要抛开无关紧要的枝节，简化复杂的世界，集中于某些关键变量，通过分析限制条件的重大变化推断未来。这些事情做起来见仁见智，看法不一致是难免的。让我们互相交流交流吧。

“廉价劳力说”不完全

为什么中国经济突然在全球竞争中大有看头？比较流行的解释，说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力资源。是的，“廉价劳力（cheap labor）”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去年我国人均收入1000美元，差不多只等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1/20或1/30。这是按人口讲。从劳力看，我国最低人工成本应该只及发达国家的1/15。专业程度高的岗位，中国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一个月薪4000人民币的中国工程师，与美国同行的薪水相比，十倍之差还是有的。

“廉价劳力”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难以想象，一家人力成本贵出十倍以上的商号，怎样与它坐拥廉价劳力优势的对手争锋！回想一下，在开放的早期，人们主要担心“人往高处走”——发达国家的高薪把中国人才都吸走了。但是出乎意料，很快就出现了“水往低处流”——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为什么是“低处”？首先就是人工之价奇低。今年美国大选出现一个热门词汇，“工作外流（outsourcing）”,说得就是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工作岗位一年就减了几十万个。因为工作外流到中国、印度去了，那里的“廉价劳力”应有尽有。

更广泛地观察，中国不但劳力廉价，而且其他要素的成本，比之于发达经济也便宜。一般地说，要素成本低的经济，其产品就有竞争力，其国土就对外资有吸引力。所以，廉价要素就成了一个广泛可用的解释变量，用以说明为什么大批外资流入(开放以来总共约5000亿美金)，为什么到处可见“中国制造”,以及为什么中国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

问题是，用廉价劳力或廉价要素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无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反例。从国际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经济一点苗头都没有？从国内看，外资首先流入的是沿海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尽管那里的要素成本更为低廉。从历史看，早期中国劳力比今天更要便宜很多，可在那时，中国经济哪里有什么世界影响力？

用三个变量看经济

可见，单选一个要素成本，不足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知道，解释世界固然以简为优。要是真的用一个变量就可以妥当地解释经济，我们大可心安理得，无须旁顾。问题是反例累累，用什么办法补救？

我的选择是在要素成本之外，再加两个变量：一个是“制度（组织）成本”，另一个是“要素质量”。不需要更多，但如果三缺一，就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道理是，生产要素非经过经济组织或经济制度，才能变成产品，参加市场竞争。如果要素很便宜，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非常昂贵，那么经济还是没有竞争力。另外一种情况，要素价格低，组织和制度成本也不高，但如果要素的质量乏善可陈，经济也不会有竞争力。

这样来看所谓的经济增长，就是从要素价格低、要素素质差、经济组织和制度成本高昂，转为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质量提高，同时大幅降低经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是说，要素的价、质和组织效率，一起决定经济增长。我就用这样三个变量看经济，看经济增长。

小试牛刀

上述经济观没有一点刻意标新立异的地方。经济学的传统一般重视生产要素的比例。以鼎鼎大名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定律为例，不同要素的比例——比如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被看作各国比较优势的源泉。这个传统大有道理。不过运用的时候，要假定在竞争中互相比较的经济彼此开放，产品和要素的贸易和流动没有障碍。但是经济之间究竟开放与否，是一个制度性的限制条件，不能先验地假定。要是经济制度不开放，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很高，各国比较出来的“优势”就被歪曲了，不可能推经济增长有如神功。因此，“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 cost）——这个概念是阿罗和张五常对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的扩展——在观察经济中比要素比例更为重要和根本。

包含制度变量的经济观合用不合用呢？我们不妨试一试牛刀。先看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济。那个时候，中国的要素成本很低，工人工资加福利，差不多只及发达国家工人的1/100。可是，那个时候把廉价非常的劳力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成本却高得离谱。多少原本可以发展经济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为当时的体制所不容。这差不多是制度成本无穷大的情形了。

多少事情——比如外资、合资、个体、民营的市场准入——不但不能干，而且不能想。久而久之，人们能干的和想干的事情，就那么少！要素的素质——首先是人的技能和工作热情——看起来就那么低。原子弹可以搞出来，是伟大的成就。可是大量普通工业品不但“古董复制”，且质量乏善可陈。记得写不出油的圆珠笔吗？怎么划，也写不出来；你把它别在上衣口袋里，油墨就出来了。

从那时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逻辑是清楚的：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激发了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热情，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要素质量。体制变革与要素质量的提升，要假以时日才被人看到。大体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诚然，经济增长也提高了人工之价、土地之价和能源之价。所幸相比于制度成本的降和要素素质的升，要素成本的提升没有那样快。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大幅度上来了。

也正是用同一个经济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种种挑战。对经济的远看要转为近看了，也因此奠定一个推测未来的基础。这是下周本专栏的话题，有心的读者先想想吧。

 

《其仁文章》2004年12月2日发稿

成本急升的挑战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三）

周其仁

上周我们的题目是用三个变量——要素成本、制度成本和要素质量——看经济。是的，要素之价低廉、制度成本大幅下降、以及要素素质显著提升，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九十年代以来很快在全球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仍然用这三个变量看中国经济的现在和将来，却不让我们轻言乐观。最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大变，中国的成本优势重新面临挑战。

追兵四起的时代

本来，成就的另外一面就是麻烦。竞争的世界向来以结果论英雄。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有了看头，没有谁会真正无动于衷。人们要琢磨你的经验，研究你的方略，暗中评头论足——为的就是追而赶之。说中国经济诱发10亿追兵，应该不是夸张之词。

环顾一下周边世界吧。俄罗斯的经济潜力岂容小视？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资源条件好，人力的平均素质高。俄罗斯文化有很强的凝聚力，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样大起大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骄傲感还在。这是我1996年访问原苏联远东地区一个城市的印象。从转型的角度观察，俄罗斯关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可歌可泣，但开放政策似乎一直不如中国，比如到今天也还不是世贸成员国。不知道俄罗斯会不会墨守她自己转型的成规——这要求教于研究俄罗斯的专家。我自己每次看俄罗斯高官访问浦东和深圳，总猜想他们不至于对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真经完全熟视无睹吧？倘若俄罗斯要扩大开放——然后再促内部改革，我们应该怎样估量其竞争潜力呢？

印度又怎么样？这个曾经因管制和贿赂制度化而以“印度综合症”得名的国度，近年取得的经济增长成绩，令世人不能不刮目相看：印度开始直追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四年前，我曾为文介绍1991年“拉奥革新”以来的“另一条印度道路”，以在印度本土出现的一批世界级优秀公司举证，“腐败病入膏肓如印度综合症，也是有药可救的”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261页）。今天再看印度，落后于中国的指标依然举目皆是，但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例如软件出口——却是不争的事实。最近看到一条报道，说印度的平均清关时间从10天降为7天多，比中国的平均水平为优。这是我自己格外看重的比较制度费用的一项记录了。正如中国自己的经验表明过的，制度成本大幅度降低，可以收到激发综合竞争力之效。印度的平均劳动成本比中国更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决不在中国之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和中国机构，对“印度巨象”的兴趣与日俱增。

再看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非常不俗的经济表现。一位去过越南的朋友说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看得仔细，有些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在那里差不多照单全收。你宣布“十五年不变”的事情，人家可以宣布“五十年不变”！三周前到英国参加一个会议，在伦敦的商场里看到“越南制造”的产品，人家才几年哪？再转向东北亚，朝鲜也开始开放。是的，在全球经济大比拼的时代，永远追兵四起。

成本走势向上

严重的挑战，是中国的要素成本走势全面向上。前几年通缩严重，看经济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拐点”是否出现？现在旧话无人再提，但是拐过来的中国经济立刻表现出“要素价格急升”的新特征。

上周到温州柳市，正泰集团南存飞先生介绍说，今年公司销售额增长三成，但利润没有寸进。请教原因，他说“成本涨得太凶”。我请他排序，回应是：原材料第一，能源第二。我问人工成本涨了没有，南总说温州还好，但听说珠江三角洲工人难求。是的，凡价皆升，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主要是四项：原材料、能源、土地和人工。前三项似乎容易明白，但是人工是怎样一回事？不是“劳力无限供给”吗？怎么突然就来了“民工荒”？这就是经济研究的乐趣所在：以为毫无破绽的推理，常常要面对“反常现象”的挑战。深圳劳动局长曾带领几十家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到四川大凉山招工，名额5000，但只招到1800余人。我6月份听到这个故事，随即在珠三角随机选取几间规模不等的工厂查证。结果是每一家都为人工问题而苦恼：不提工价，好工人要走，新工人招不来；提升工价呢，担心市场无法消化。9月份再问，大小公司都认为非提工价不可，否则没有人工可完成订单。很清楚，不是什么“民工荒”，而是非提升工价不可。长三角宁波等地，夏季电力奇缺，“停四开三”但还是劳工不够。新疆摘棉花每年招短工十数万，今年也报招不齐。北京街头，招工的小广告比比皆是。这些现象连同缺电、缺煤、缺土地等等，共同的含义是：缺量的实质是其价已经大升。

不要随便编一个理由——例如“过热”或“局部过热”——就以为能够对付要素之价急升的结果。许多所谓的原因，不过是要素成本上升的同义词，说了和没说差不多。重要的是，成本急升的成因很多，就算我们有本事一一查明，也不一定意味着成本急升的现象一定可以挥之即去。中国经济要直面的，是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里成本走势全面向上的结果。

高处不胜寒

怎样看，今天中国要素升价也来得不是时候。说过的，是追兵四起的新格局。对手的竞争力，不是要素之价比中国的还要低，就是要素质地上乘、生产率略胜一筹。受全球经济开放的刺激，差不多20亿劳动力你追我赶，好不热闹。节骨眼上，中国经济要素凡价皆升，究竟有什么后果？

发达经济应该是前车之鉴。还是用我们的三个变量看问题。第一，发达的含义就是收入高、要素的价格高。第二，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虽然制度成本低，但改善的边际也非常有限，不存在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空间。第三，发达经济的最主要优势是要素素质高、技术创新能力强。不过，技术创新讲的是“长波”——不是每日每时都有的。而信息成本的降低也增加了维护技术领先地位的困难。结果很清楚，一旦“落后经济”能够生产原本只有发达经济才能制造的产品，发达的“诅咒”也就开始了。

国内又何尝不是这样。上海、深圳、北京、广州这些先富裕起来的地方，难道没有感到高处的寒意？地贵、房贵、人工之价也贵，固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可能逼迫生产率更快地提升。但是高昂的商务成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效果总是可以观察的。谁也没有料到，现代产业竟象古老的游牧业一样，可以搬来办去的。机会在一个地方的集中和消散，动力机制竟然是一样的。面对将来，中国要应对要素之价急升的挑战。

《其仁文章》2004年12月9日发稿

制度费用是大事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四）

周其仁

要素价格急速上升，中国经济将如何应对？作者的看法，关键要看其他经济变量——主要是制度与要素质量——能否提供足够的“对冲”。如果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能继续大幅降低，或要素之质能继续大幅提升——且两项合并的效果可以抵过要素成本急升——那么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依然。反之，一定是麻烦的开始。讲过的，国际环境的特征是追兵四起。倘若中国的“对冲”效果不如对手，麻烦也要来。

“看不见”的制度

先要交代一下，“制度”不容易观察。熙熙攘攘的市场，井井有条的公司，不时大爆新闻的经济活动，都容易观察。可是，从哪里可以看见“制度”呢？是政府颁布的典章，还是机构挂在墙上的规章？虽然书本的定义说，制度无非是人们行为的一套规范或准则,但我们就是不容易直接看见这些抽象之物。

所以，虽然历来重视“制度”的大有人在，但是用“不易看见的制度”明明白白解释世事，却乏善可陈。于今回顾，上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科斯作为一名在读的大三学生，想到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来解释市场和市场里的企业，实在是石破天惊。其实，市场是一套制度，企业也是一套制度，恰恰从成本、代价和费用（cost）的角度，才最容易看见这些抽象的制度。市场中人不难明白，除了直接的生产成本之外，经济活动还有许多其他费用——寻找交易对手、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定价、履行契约、解决纠纷等等。商人们用不同的会计科目处理这些费用，但科斯——以及走科斯路线的经济学家——却提点我们从这类人人可见的费用中，发现市场和企业存在的理由。

要是交易没有发生，还有交易费用吗？回答这个问题要当心了。比如你我对热情洋溢的上门推销者心生狐疑，决定拒之门外。交易未成，交易费用也就没有了吗？对方种种的推销努力，你我放弃的购物机会，不是为交易而发生的耗费又是什么？这显然是“买卖不成费用在”的情形了。就是说，虽然是观察制度的上佳角度，但交易费用究竟为何，却要仔细调查才可能知道。在逻辑上，制度总为节省交易费用而存在，也为节约交易费用而变化。有了科斯的提点，付出调查交易费用的努力，我们观察制度有如神功。

改革越来越困难

本来，降低制度成本、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以往经验的基调——“改革开放促经济增长”是也。问题是，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继续降低制度成本的空间在边际上究竟还有多大？让我们从制度费用的角度，举证一些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吧。

先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人的储蓄意愿高，让世界羡慕。可是问到积蓄起来的资源利用得如何，该如何回答？高通货膨胀的年代，真实负利率吞食人民财产，不说也罢。好不容易杀住了通涨，但银行不良资产的发生机制，至今根除了没有？其他不论，单说1999年按帐面值拨出一万四千亿不良资产，尚未处理完，据说又发生了两万亿。横竖发生了坏帐由纳税人兜底，吃完“最后晚餐”还有消夜，然后顺理成章等早茶。全部代价都算上，国有商业银行昂贵无比！

转谈股市。中国办股市的缘起是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太低，而普遍的企业高负债，是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微观基础。解决之道，就是扩大企业的直接融资，而股市应该是股权融资的必要制度安排。可惜十几年过去了，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比例更高了！说“股市边缘化”，我的解释，国有商业银行够贵，股市更贵；股市太贵，光顾的就少了。

还有地价。最近地产界热闹，为房价、地价的联系机制吵得凶。我的答案要以后发表。这里重提两年前本专栏一篇旧作的观点——私人卖地与政府卖地的行为不同，前者可对地价上升作增加供应的反应，从而平抑地价；但是政府垄断卖地，就很难做到。现行土地农转非陷入一种制度性两难境地：听任各级政府征地吧，等于发放剥夺农民的许可证；叫停或严格审批吧，供地脱离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寻租猖獗之后，还是档不住地价看涨。

国企改革，说易极易，说难极难。大体上，亏损累累的怎么改也没人责难。盈利的，改制难度就不免与赚钱多少成正比。吵来吵去，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些在市场里成功的国企要不要界定资产形成的历史贡献？改制叫停，形形色色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也可以一并叫停？

最后，在“行业整合”、“制止恶性竞争”等名目下，行政垄断行业扩大市场竞争的改革似乎扭头重来。以三亿用户的移动通讯市场为例，举目全球，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只发两块牌照的？一些舆论的意思，似乎两块牌照还是太多。为什么不从国民经济整体打主意——增加行政垄断利润，就是增加全体用户的成本，就是减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难道真的不知道，要素之价急升的形势下，放缓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点原因

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对于降低国民经济的制度费用，至关紧要。可是为什么改革越深入，难度好像越大？本专栏日后还要对此再做探讨。这里写下最近思考的结果，一共是四点可能的理由，与读者交流。（一）渐进改革策略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差不多改完了，留下来的都是难的；（二）深层次改革要触犯的既得利益巨大。（三）现在政府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很多，难以集中力量推进改革。（四）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降低了进一步改革的紧迫性。问题是，在国际追兵四起的环境里，中国又遭遇要素成本急升，不考虑推进改革来作为“对冲”，还有其他坦途可行吗？

《其仁文章》2004年12月16日发稿

竞争后发优势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五）

周其仁

前几周，本专栏变换角度观察经济。远看中国，经济增长成就斐然，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记录。近看呢？要素成本呈急升之势，关键部门的改革举步艰难。合并起来，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怎样看？

后发优势不唯一

我的回应，事情要放到新的竞争环境里看。纵观天下大势，如果竞争仅仅只在发达经济（欧、美、日）与中国之间展开，我也可以同意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远景的最乐观预测。问题是，当今世界，选取“以开放促增长”路线的，岂止中国一家？可以说，中国在迄今为止追兵四起的国际比拼中先人一着、胜人一筹。也可以说，用某些经济指标来衡量，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独步天下。但是放眼将来，要断言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定捷足先登，我不认为有那样大的把握。

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不可能独家垄断后发优势。这里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后起的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发达经济的资本、技术和经验，通过变革和学习，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后来举上。没有错，近年中国的经济成就，正是后发优势的一个范例。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误判，似乎只有中国才拥有后发优势。仅以外资为例，每年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当然非常了不起。但是，考虑到每年流入发展中经济的FDI当在2500亿美元之谱，我们不免问，其他2000亿去到哪里了呢？

今年6－7月间，我和几位同事及学生在江浙一带做经济调查。昆山、宁波和义乌等地反映，不少外资来到家门口，等土地等不到，就走了。我们问去了哪里，回答是去越南，去印度。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知道了吧：“水往低处流”的定律——象自由落体定律一样——从来不以中国为限。11月，中国回顾加入世贸三年，当年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讲到了一点，大意是在有的领域，“你开了门，他也可能不来。”要注意了，不来中国，是不是也去了别处？发达经济的资本与技术与中国以外的后起经济相组合，就不能形成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后发优势？

三项大赛比输赢

很清楚，虽然世贸谈判的时候发展中经济是一个营垒，但入世尘埃落定，竞争就主要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之间。想想吧：资本、技术、发达国的市场以及管理经济的经验，你所欲者，难道不正也是其他发展中的开放经济所要的吗？争、争、争，从来就是同类相争。谁也不能垄断后发优势，中国必定面对一个后发经济之间争优势的时代。

按本专栏的经济观，后发优势之间的竞争围绕三个节目展开。要素之价，大家要比低；制度费用，也是比低；要素质量呢，当然是比高。综合起来，谁用较低的制度费用组织物（质）美价廉的要素参加全球竞争，谁就胜出。环顾世界，至今领先的中国，没有理由面对三项大赛盲目乐观。

先看要素成本。平均而言，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地的劳动力工价都比中国低，虽然不同的工种情况有所不同。纺织业的一项资料讲，越南的工资成本只及中国的一半。讲过的，低工价并不意味就具备竞争力，当年中国人工比今天远为低下，可是出口靠龙虾等资源性产品，而不是劳力密集的制成品。但是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一旦其他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低工价就具有相当强大的杀伤力。月前听英国的朋友说，伦敦的商店里已有“madding in Vietnam”的衣物，你如果在中国搞纺织或制衣，不能无动于衷吧。

制度费用难以衡量，是运用这个变量看经济的一个麻烦。但仔细观察，总不难有所发现。最近媒体关于中航油事件的报道，有一个数据是中国民航的燃油成本比日本的高60％，比新加坡的高2.5倍。注意了，中国航油的超高之价是独家行政垄断体制的结果，应属制度费用的范畴。还有消息说，印度进出口的平均通关时间比中国的为低。山西煤炭经铁道外运，途中损耗率有15％的记录，高于国际水准5倍多！这些都是制度费用奇高的例证。当然，印度落后于中国之处颇多，比如有报道说印度工业每月平均停电17次。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明显，但也不稳定。今年盛夏，神州大地缺电，浙江多处工业“停四开三”。就是说，月停电不是17次，而是16天！

逆耳之言

最后要比的，是要素质量。多年观察比较的结果，使我这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国人的学习能力很有信心。是的，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是5000年文明史流下的一份重要资产。远的不论，近年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随便举一个例子，弹钢琴不是中国人的传统节目，但是前年听钢琴名家刘诗昆说，现在钢琴的世界奖项比他出道时多出十倍不止，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后起之秀实在多。

但把聪明和才智集中用得是个地方，难度就大了。以办企业为例，对市场的判断、技术、产品质量和组织管理，都是大学问。不是中国人不能学的学问，因为这些年中国毕竟办出来一批好公司。但是从中国企业领导人的才智、精力和时间分布的角度看，集中于客户、市场、技术与管理的总是太少、太少、太少。数年前听科龙创办人潘宁抱怨，在内地浪费在搞关系上的精力太多，不比在香港，可以集中于市场、技术和管理。最近，美国《外交》季刊登了乔治.吉尔坡（George J. Gilboy）的一篇文章，讲到对中国企业的一些看法，读来似乎可以印证潘宁当年的感慨：

“中国企业在过去20年里发展起一种独特的‘企业战略文化’。第一，中国企业通常挖空心思从关键官员处获得‘特殊’待遇，例如市场和资金的特殊渠道，对规定条例的免责和官员的保护伞等。第二，为了独享这些特殊化同时避免与其他企业冲突，许多中国企业不与同业合作，尤其是跨地区的合作。第三，中国企业倾向多元化经营，以转移因过度的生产和重复投资所引起的价格竞争带来的潜在损失。” “这种企业战略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它们追求短期增长而没有发展新技术。”

话说得难听，逆耳的也不一定就是忠言。但只要吉尔坡的观察反映了部分现实——我以为是的——我们就不能断言国人的聪明和忙碌直接就等于素质的提高。

加起来，中国面临竞争后发优势的严重挑战。看未来五年十年，全球后发的后发优势可能咄咄逼人。继续大幅度降低经济的制度和组织费用，持续提升要素的素质，总要啃几块硬骨头。啃不动了吗？龟兔长跑的故事就可能再度发生。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