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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把市场竞争引入到基础电信网络的层次，有五花八门的“理由”。其中一条大道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差、底子薄，所以不能追随发达国家电信开放的模式，搞什么“数网竞争”。这个道理，在我看来，完全讲反了。撇开究竟开放竞争导致电信产业的发达还是电信产业发达之后才能开放竞争这样的“因果问题”不谈，一个非常“物质”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存在着数个规模可观的电信网络。包括国家邮电部门的公共电信网，电力、铁道和军队等十几个部门的专线通信网，广电系统的有线电视网，以及1994年以来政府新组建的第二国家电信公司－－中国联通的电信网，我国早已形成了数个全国规模的电信传输网络。因此，比照许多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中国更具备现实的物质条件，选择以数网竞争的策略来启动电信市场的开放。
问题是，我国电信网络资源布局的最大特点，是数网并存，而不是数网竞争。数网并存但彼此不能展开充分的市场竞争，反映的是如下状态：在物理上存在着若干个功能近似的电信传输网络，这些网络各有其控制中心和管理系统，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利益主体，但这些网络之间不被允许展开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或者市场竞争在多方面受到行政限制，形不成竞争各方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个“并存而不（充分）竞争”的格局，其实是我国许多产业部门至今为止资源配置的共同特征，值得仔细分析，不能轻易放过。
首先是两类“并存而不（充分）竞争”。一类是以行政部门为界，划定各个部门的业务范围，各部门彼此争夺国家计划盘子里的投资，但形成的资产和供应能力决不在市场上“共享”。据一位军队负责通讯网络的专家介绍，美军和前苏军的通信业务，总有60－70％是通过租用民用线路来完成的。很少象我们这里，完完全全自搞一套。不但军事部门，其他各个民用产业部门都照章办理。所以，中国独立的部门电信网络之多，堪称世界第一。在这个部门分割网络资源的架构里，每个部门加快通信现代化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部门内的网络资源过剩，另一方面社会又不能有效利用这些网络资源。这就是过去所谓的“部门所有制”。
不过细究起来，“部门所有制”或“部门所有权”实在是歪曲了“所有权”（ownership）的本来含义。作为市场经济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所有权的基本功能是保证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许多书上讲，所有权最基本的特性是排他性，以保证所有者可以排他性地使用资源，并排他性地享有使用资源的结果。这个说法没有错，但远不完全。仅仅为了排他性，修一道栅栏、一堵围墙（外加养一条狼狗）或建一座城堡就够了，并不需要复杂的关于所有权的法律及其执行系统。法权上的所有制，不单单是为了排他性，更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交易。在法律上清楚地界定资源是属于你的还是我的，为的是可以在你我之间比较方便地达成交易各自所有资源的合约。（顺便提一句，按照我对科斯的理解，所有权只有在交易过程中才可能被真正界定清楚，而只有在交易过程中不断界定的所有权，才是所谓“产权”）。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的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离不开“保障排他而又可交易”的所有权。举个例子，一块土地，我种亩产300斤；你来种，500斤。毫无疑义这块地由你来种更有效率。但是如果没有清楚的所有权，我可以死不出让这块土地的种植权，或者死命要把你挤出去，即便减少社会总产量也在所不惜。有了清楚的所有权，这块土地是你的固然没话好讲；即便土地是我的，仍然还有改善的法子，因为我们可以就你租用我的这块土地的“代价”（租金）达成市场协议。一个缺乏有效所有权制度的经济，是不可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因为社会甚至无法确切地知道，各种资源利用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无从发现方便的、通过交易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之道，因而也就无法通过交易合约来扩展市场规模、增加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度。
部门所有制就是一种“排他但不交易”的制度。在部门所有制下，各个行政性产业部门“排他”劲头实足，计划、投资和经营，一路排他下来，形成一个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部门经济”。在这些部门经济之间，只争夺投入，而从不比赛产出，更不比赛效益。部门间真正比赛的，是所谓“政绩”，是实际控制资源的规模，是部门调动资源的方便，是部门内的福利。而社会甚至无从知道，所有被“争夺”到部门盘子里的资源，如果在市场交易体制下可以产生怎么样的经济效益。以电信网络而言，十几个部门的专用网络，在“排他而不交易”的体制下关门建设十几年和几十年的结果，就是几乎每个专用网都拥有“剩余”传输能力。可惜的是，这些能力既不向部门外用户出售，也不发生相互之间基于价格机制的调配。唯一可向社会用户提供电信传输服务的是中国邮电部门。但是所谓的邮电“公用网”，其实同样也是由行政办法把“社会用户”划定为其独特的工作范围，凭“计划”或“政策”获取资源，与其他部门专用电信专网被行政命令规定只为特定部门提供网络服务的性质，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各个网络之间，并存但从不彼此展开市场竞争。
上述“并存而不竞争”的电信格局，到1994年应该是被打破了。是年，国务院作出形成竞争的中国电信市场的决策，决定设立可与中国邮电展开全方位竞争的第二家国有电信公司－－中国联通。可圈可点的是，中国联通从第一天起就被授予电信基础网络的经营权。从全球眼光来看，中国决定在电信市场的传输网络层次引进竞争机制并不晚，因为1994年香港也就刚刚开始发放第二块本地固线网络的牌照，新加坡在电信竞争方面还没有动静，、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也刚刚开始启动第二电信网，而德国仅仅开放了移动电话的数家竞争、要到1997年才将发出第二块固线电话牌照的事情提上日程。
但是，四年时间过去了，中国还是远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电信市场。到1998年，中国联通仅仅占据手机市场的5％，形成几万门市话能力（真正放线经营的不足几千户），总体业务规模大约只及中国电信的1％。政府虽然授予中国联通固线长途和市话的经营权，但这家第二国有电信企业似乎无力在此扩展。在中国电信市场的擂台上，一位选手体重1000斤，另一位，10斤。这样的比赛有什么看头？比照之下，法国和澳大利亚的第二电信网都是在成立3－4年后就能够达到占有20－30％电信市场的实力，就能够形成大体势均力敌的市场竞争格局，而中国电信市场上的第二网，同样几年时间过去，就是长不大。全面分析这个诱人的问题，需要系统的调查和检讨（最好建议由人代会进行权威调查），但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中国联通的竞争对手是政企不分、集行业管理和经营于一身的中国邮电部。举个骇人听闻的例子，中国联通经营的130手机在一些城市居然接不通110和119，原因是控制了市话业务的邮电部门以此“梗阻”竞争对手的市场扩张。谁负责规制这类行为呢？还是邮电部门。不消多费口舌，如此“市场”当然不可能形成正常的竞争秩序。所以，在中国联通成立四年之后，我国的电信市场的基本格局还是“并存而不（充分）竞争”。这是更具有讽刺意义的“并存而不竞争”，因为它表明，即便是中央政府决定引进电信竞争，政企合一的强大部门利益仍然可以遏制市场竞争。
“数网并存但不（充分）竞争”的模式，产生的主要“经济效果”是支付了“数网”的成本，但却得不到“竞争”的种种收益。针对不分青红皂白对电信网络“重复建设”的指责，我曾经把“重复建设但彼此不竞争”与“竞争性的重复建设”区别开来，并指出真正造成我国经济建设中重大浪费的恰恰是“禁锢市场竞争的重复建设”。粗略估计，我国几十个通讯网络的总投资可能在上万亿人民币之谱。要是想问：这个上万亿“投资效果”究竟如何呢？恐怕正确的答案是无从知道。离开了市场竞争架构，第一你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成本”（这一点我希望在以后的电信重组评论中向读者仔细解释），第二你无从知道本项“投资”的机会成本、即如果不用于本项投资而投向别的方向的可能收益，第三你也不知道真正的收益。这些统统不知道，如何评价投资效果呢？
更绝的，是根本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电信网络方面投进去了多少资源。在一次电信问题讨论会上，一位批评者指出中国电信的总负债高达6000亿。据说顿时会场大哗，辩驳者们纷纷指出此数被大大夸大。看完《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次会议火爆场面的报道，我试图查核究竟。结果遍翻各种官方统计资料，就是找不到中国电信总投资和资产负债结构的数据。不是“公有部门”吗？不是“公用网”吗？但是投资多少、形成多少资产、其中负债多少、财务成本如何等等，统统不公开，也就是根本无须让公众知道。无人知道，无人监督，如此“公网”，谈什么“投资效益”，岂不是南辕北辙？（后来一位好心的信息产业部官员告诉我他个人的估计，中国电信的总资产约6000亿，总负债2000亿。遗憾的是，我因此欠了这位官员一个人情，却仍然无法公开引用这个数据）。所以遇到邮电部门负责官员给我们大讲“中国邮电事业的伟大成就”时，我们只有鼓掌的份。因为我们无从知道，究竟花费了多少资源才取得如此“伟大成就”，我们更无从比较，如果换一个模式，同样的资源能够产生何等不同的“伟大成就”。追究一种效用的代价特别是机会代价，实在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才可能普及的经济学思维。在行政部门分割经济资源的“并存而不竞争”模式下，“英雄”断然没有用武之地。
还是向前看罢。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我国已经形成了数网并存，奠定了可以实施数网竞争体制的物质基础。从数网并存走向数网竞争，当然还需要追加一些投资。但是最大项的“投资”，是体制改革的投资，是突破在政企不分和“部门所有制”架构下种种“久居其中不闻其臭”的过时观念，是形成新的适应数网竞争的法律架构和管理模式。所以，告别“并存而不竞争”模式，形成现实的、可操作的数网竞争，并不是对发达国家的生搬硬套，而是基于中国电信产业现状而确定的、能够解放我国已经形成的电信生产能力的目标。因此，我把是否形成数网竞争，当作评论1999年中国电信业重组一切活动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