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涛：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

【我国宜双向并举，一面谨慎、渐进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促进我国企业更深地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同时利用自身大国优势拓展以我国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以实现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东成西就”。】

本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全球价值链主导的时代。正值我国经济转型之际，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弯道超车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并不利于我国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虽在分化调整中逐步复苏，但主要发达国家外需扩张的势头并不强劲，对我国基于低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对外出口激励不足；全球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增速依然处于低水平，且呈现出区域内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对区域外投资趋减；此外，针对全球经济低迷，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有所收缩，或者向低成本国家转移。

危机还促成了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为了应对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危机后经济增速的下滑，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引导制造业回归国内。恰在此时，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新能源革命和制造业革命日渐兴起，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既富前瞻性又切实可行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力求再造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重塑制造业竞争力。

新技术革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变革将推动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调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个性化定制生产和生产性服务等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领域，仍将处于占优地位。我国企业越来越难以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高端制造业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实现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更有甚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谈判的达成，使局面更为严峻。

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发展使价值链中各国生产、贸易、投资以及服务形成多层次错综复杂的深度联结，越来越深地融入各国生产和商业循环，于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国境内管制措施的约束。可现行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对各国国内管制措施并无约束。为了确保其跨国公司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和关键利益，发达国家开始积极寻求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的变革。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兴起，世界多极化格局凸显，发达国家利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减弱。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绕过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转而就区域性贸易或经济一体化协定进行谈判。如2010年美国等亚太12国启动TPP谈判，2012年美国开始以新投资协议范本启动双边投资谈判，2013年美欧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2013年部分WTO发达成员启动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

这些区域谈判涉及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管制一致性、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新议题，将国际规则的约束范围从多边经贸规则下的成员国边境上，扩大到协定国边境内，强调国家间监管的一致性和标准互认；强调国内市场的高开放度以及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规制的高标准化。2015年10月，TPP谈判达成协议，“边境后”措施和高标准规制等区域性经贸规则成为事实。

国际贸易规则在本质上是主导国通过输出规则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主导确立的新规则符合发达国家利益，增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无异于抬高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融入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的门槛。

新规则明显不符合我国当前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我们需要根据利益相关程度和条件成熟度渐进对接新规则。在对接新规则之前，我们是否只能望全球化兴叹呢？其实不然。向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以及深度嵌入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固然是我国企业获取技术溢出实现产业升级的理想渠道，但并非唯一途径。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不失为实现国际分工收益的积极方式。

渐入新常态的我国经济正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正在形成一系列新优势：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正在形成的人口素质红利、长期积累的众多国际市场销售渠道，尤其是装备制造业、高速铁路等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些优势行业的核心优质企业“走出去”，拓展自己的生产链，从单纯的产品输出向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转变，可形成以我国大型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一带一路”行动正是这样的契机。

“一带一路”行动意在发挥我国经济大国、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影响力，与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层次合作。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思路，其意义不仅是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开拓新市场、转移过剩产能，还在于拓展产业链、融入全球化及参与全球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根据与沿线国家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我国优势产业的核心企业可依次向周边及沿线国家拓展生产链，带动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提升的同时，延长自己的价值链，获取更大的分工收益。

    总之，我国宜双向并举，一面谨慎、渐进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促进我国企业更深地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同时利用自身大国优势拓展以我国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以实现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东成西就”。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6-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