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日前表示,英国“脱欧”后有可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印证了此前的一个判断,英国脱掉欧盟“紧身衣”,更方便搞全球化。换言之,通过地区一体化搞全球化的选择,在英国看来走了弯路。
金融危机以后,欧盟在欧元区加强金融监管,主张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这在英国看来实际上在反全球化,损害了英国利益。英国经济竞争力倚重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务业,率先从欧债危机走出来,与欧洲大陆国家拉开距离。此次公投时英国人在移民问题上发泄对欧盟的不满,也就在于其希望的移民是高端服务业人才,而非来自东欧。
跳出欧洲看世界,更能理解英国“脱欧”的初衷:未来十年,英国海外市场90%的增长来自非欧盟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脱欧”后的英国,更能打造中英合作黄金十年,这让其他西方国家感到不爽。不久前,卡梅伦为此遭受G7其他成员攻击。
更一般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如预期地同化世界,反而在发起全球化的西方内部造成分层,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是典型例证。经济结构和竞争力分层,是造成西方内部板块裂变的肇始,这在去年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时已见端倪。这对中国处理与西方世界关系带来重要启示,也提醒我们反思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
区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径。以前大家都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达到全球化的必经路径或是高级路径,而且欧洲一体化是最深、最广泛、最高水平的,结果它自己就出现逆转。正如英国“脱欧”所显示的,欧盟只是欧洲的选择之一,并非必然选择。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让人们不能对地区一体化想当然。
这同时促使我们重审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政治并不完全是精英设计,自上而下的政治设计遭遇自下而上的反抗。欧洲一体化的逆转和英国“脱欧”,都是如此。
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分道扬镳了,理智遭受情感的解构,精英遭受大众的解构,这提醒我们重新看世界。比如我们老说东亚迟早要融入欧洲的模式,很多人认为欧洲代表世界的未来,欧盟是人类发展先行者,现在就有别的路径了,或是因为全球化本身错了,也可能是原来的单向思维方式有问题。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将欧盟模式推向欧亚大陆,反而是多样性的亚洲模式在欧亚大陆的演绎。“一带一路”一方面要重视机制化软肋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一国一策”,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不能迷信市场化与地区一体化逻辑,而是要打造“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义桅,近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