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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9月5日在杭州落下帷幕。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这次峰会创纪录地达成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30项协议。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是G20的主要命题。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去全球化浪潮迭起、成员国经济分化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的大背景下，杭州峰会能开出什么样的“药方”，既考验着G20的功能和发展前景，也考验着中国的主场外交能力。杭州峰会达成的若干协议，从三个维度对此作出了回答：第一次将G20的短期议程延伸到了长期议程和深层治理层面，为G20平台创新奠定了基础；立章建制，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顶层设计”；提供中国方案，分享中国经验，宣示了中国外交和经济理念。这些成就所凝聚成的“杭州共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拟就了一份清晰的“收获清单”。
G20机制能收获什么
G20峰会向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应对危机为主，二是体现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主导模式向东西方共同主导模式转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特征都导致了G20机制的不稳定性。
G20机制是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部长级平台，最初目的是配合IMF和世界银行，为亚洲危机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拯救方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7已无力扮演国际金融秩序的“老师”角色，为应对危机，G20升格为首脑峰会。客观看，G20升格的驱动力，不是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有了新的共同认知，而是危机迫使各经济体“抱团取暖”、共克时艰。这也决定了G20峰会确定的议题，通常都集中于为应对危机开出短期“药方”，而无暇于结构性改革层面。一旦经济形势有变或短期“药方”边际效应递减，G20的治理功能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2008年赋予G20“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虽然标志着西方对全球经济治理权的部分让渡，但这种让渡并非主动为之。随着金融危机度过高峰期，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各经济体出现分化，传统主导者维持旧模式或另起炉灶的冲动不时闪现。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迟滞，就是表现之一。而去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周期性下滑，似乎为维护旧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借口。
早在金融危机发作初期，中国就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一系列主张，并获得了多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支持。然而，G20功能的不稳定，既不利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自身利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本的公平公正性。作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军者，中国有义务对G20平台、进而对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作出应对。
了解了G20的发展历史，就能够了解中国举办G20峰会，不是出于什么外交“面子”，而是维护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平衡的重大战略选择。保持G20的平台功能，优化G20机制，不仅是为了维护一个多边平台，更是为了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本的公平公正性。借助G20平台改变其追求短期共识的合作方式，转而追求建立长效治理模式，G20由此可获得新的创新和发展能量，这些能量将输入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成为持续改革的动能。
世界经济能收获什么
G20成员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65%、GDP总值占全球总值85%。可以说，G20成员的经济前景，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前景。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经济体博弈加剧，人们期待G20峰会能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廓清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杭州峰会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亮点表现在:
其一，明确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合作路径。杭州峰会首次提出G20创新增长蓝图及具体行动计划，设立专题工作组以推动G20的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议程。决定就加强多层面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技能和改善人力资本等需要特别关注的跨领域问题采取行动。这为挖掘世界经济提供了解决方案。
其二，突出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杭州峰会重申了结构性改革对提高二十国集团成员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核准了9个改革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一套指标体系组成的量化框架，以帮助监测和评估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由此为结构性改革从口号变成行动确定了路线图。
其三，努力破除投资、贸易和反腐壁垒，降低合作成本。杭州峰会核准的《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有助于营造开放、透明和有利的全球投资政策环境。同时核准的《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2017B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完善了在反腐领域国际合作的制度建设。破除投资和反腐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贸易壁垒的破除，遏制非普惠的、挑战自由贸易规则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泛滥。
其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次峰会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强调欢迎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原则实施股份审议，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投票权和发言权，不仅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公平性，也为建立持续、长期的金融堤坝创造了条件。
其五，注重全球“扶贫”。在杭州峰会取得的若干“第一次”中，有两个“第一次”值得关注:公报第一次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了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注重全球“扶贫”，G20的代表性和法理性才更加具足，对外合作延伸的范围也更大。
中国能收获什么
杭州峰会不仅为G20平台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出了“药方”，同时，中国也收获了许多现实和长远利益。
首先，验证了中国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作用和能力。与前十届G20峰会相比，杭州峰会涉及议题之广、触及问题之深前所未有。从2015年底接任G20主席国以来，在短短9个月时间里，中国主导举办了23场部级会议、5场G20协调人会议、4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4场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等，协商确定了G20改革的优先领域和若干指导原则，在此基础上最终达成30项主要成果。这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建设者。
其次，展现了中国的软实力。
杭州峰会传播了中国经验，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细化了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路线等等，在这些成果中，植入了中国的发展观和世界观，彰显了中国治理理念。
再次，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当前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意义。杭州峰会开幕前，欧盟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钢铁去产能政策表示关注，担心中国钢铁去产能可能伤及本土钢铁业和钢铁工人利益。G20峰会公报提出，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呼吁组建一个关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全球论坛，并给出时间表。这有助于各方协调立场，避免中国“三去一降一补”调控的努力成为新的贸易战导火索。
第四，改善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杭州峰会就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和韧性，深化中国政府提出的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达成了普遍共识，并在公报中强调，欢迎人民币于10月1日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改善国际金融合作环境。
第五，巩固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基础。杭州峰会除G20成员外，还邀请了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以及埃及和哈萨克斯坦作为嘉宾国出席峰会，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传统侧重点，也有助于巩固中国外交的基础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对外战略的环境。
G20如何变成“行动队”
光有愿景和路线图，无法真正收获，关键是能否将共识转化为行动。正如此次G20峰会开幕致辞中，习近平指出的:“应该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无疑，G20峰会不是欧盟那样具有稳定的、刚性的制度性安排的组织机构，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政府更迭及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都会影响峰会共识的效力。因此，强调G20成为“行动队”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G20如何变成“行动队”?中国作为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倡导者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度介入者，杭州峰会一系列协议的主导者和倡导者，有必要发挥带领作用。
首先，是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起到世界经济稳压器的作用。中国以世界经济八分之一的体量，为世界经济作出了30%的贡献率，中国经济和社会能够持续发展，杭州峰会的一系列协议就能展现可操作、能共赢的前景。
其次，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杭州峰会有四个主题词，“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实际上，这与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内涵上息息相通。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意味着许多领域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越迅速越有成效，推动G20和世界经济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就越有说服力，相互契合度就越高。而这种契合过程，就是新发展机遇的出现过程。
第三，选择价值洼地率先行动，争取早期收获。无论是G20成员国还是世界经济，都面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两大课题。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价值洼地。在杭州工商峰会上，习近平表示，应该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中方已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加大了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为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加速落地做好了相应准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抓住了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还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广和衔接，通过硬件建设带动软件建设，就能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稳定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G20杭州峰会既有“治事”的具体安排，也为“治制”埋下了伏笔。让“杭州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中国治好自己的“事”和“制”，才能产生最大示范效应，进而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本版撰文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