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M2持续高增长背后存在体制因素

　　周天勇：

　　虽然国家提出了降低企业成本的方略，但从目前实体经济的感受看，似乎没有接收到降成本的雨露。财政税收部门说他们为企业降低了多少税费，然而绝大部分企业说没有降低，因为收多少税是政府年初就定的目标，达不到目的，非收上来不可。许多企业反映，残疾人基金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

　　向小田：

　　复旦大学张军老师提出的观点，有几个我认为必须重视：一是目前的经济增长，单位增长中的杠杆比例自2008年以后显著增加；二是私人投资萎缩加剧，没有缓解的迹象；三是就业质量较差。这三点中，第一点尤其重要。单位经济增长中杠杆比例增加了，一个很自然的推理就是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在市场好时，杠杆能带来利润；市场不好时，杠杆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一旦损失变成事实，恐慌就会立即发生。通过增加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长十分脆弱，如行独木桥，动作空间都很小，不敢乱动。

　　李迅雷：

　　M2持续高增长背后存在体制因素。第一，中国长期维持高储蓄率，投资欲望更强，商业银行和美日不同，有更强的扩张动力。第二，当前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组合，更容易导致信用扩张。第三，金融体制改革缓慢，例如长期实行结售汇制度，而民间海外投资渠道狭窄。M2持续高增长背后也有代价。例如，第一，产生通胀，滋生资产泡沫；第二，金融过度繁荣，银行利润占比过高，企业盈利往下走；第三，全社会杠杆率快速飙升。

　　黄益平：

　　对于去杠杆，我们的预期应该切合实际。去杠杆不是直接把负债降下来就解决问题，甚至简单的紧缩宏观政策也不一定见效。宏观去杠杆，首先还是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M2/GDP这个指标看，目前M2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名义GDP增速的两倍，假如要去杠杆，那就意味着必须把M2增速压到GDP增速之下，但这很不现实。所以，我们对宏观层面的去杠杆不要抱过高的预期，尤其在短期内，总杠杆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逐步将其稳住就可以。

　　唐钧：

　　“健康中国”是一项集社会、环境、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宏大工程，并不是医疗卫生一家的事。如果“健康中国”滑向“医疗中国”，最后成为少部分官员、医院、药商和医生的欢宴，老百姓就惨了。譬如近年来兴起的老年服务，在宏观规划中，似乎也被归到“健康产业”中。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显然已经被“医疗部门”所挟持，老年服务越来越被限制在对“病”和“医”的狭隘理解中。

　　（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参考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