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的一个重头,其主要目标是遏制我国整体债务规模的过快上升,同时防控金融杠杆风险。针对实体杠杆与金融杠杆不同的特性,2016年去杠杆政策缓急有序,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实体经济方面,去杠杆政策延缓了全社会债务总量的上升速度。以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债权型融资规模估算,我国总债务占GDP比重在今年头10个月中上升不足8个百分点,升幅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而在今年前10个月中,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也上升到了10%,相比2015年的水平翻了一番。股权融资在总融资中占比的快速扩大,有助于增加企业的股本,降低其资产负债率及债务风险。
在控制全社会债务方面能取得如此进展实属不易。我国债务较多有其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要改变绝非朝夕之功。我国消费者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明显偏低,从而导致了消费不足、储蓄过剩的状况,而我国金融体系又为债权型融资主导。这样,大量储蓄在通过金融体系向投资转化时,必然持续带来债务增量。要遏制我国总债务规模的上升势头,不是简单压债务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推进整个经济的消费转型。尽管调结构政策已在这方面发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经济结构平衡过来之前,强行紧缩债权融资容易导致经济硬着陆和债务通缩,反而可能人为引发债务危机。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总体债务状况也仍然稳健,给化解债务风险留出了很大空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估算,目前我国总债务占GDP比重为255%,接近国际平均水平,而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BIS统计的总共44个经济体中,我国债务总量排名并不靠前,而仅居于中游。此外,由于国际收支十分健康,我国债务绝大多数是内债。事实上,扣除掉我国的对外负债后,我国目前仍然持有约1.6万亿美元的外国净资产。这种负债结构让我国在控制债务风险方面有很大政策回旋余地。
因此,在推进针对国内总债务的去杠杆方面,我国有必要、也有空间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在这方面就无所作为。目前,地方债置换政策正在提升地方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债转股政策也为化解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做出了有益尝试。这些举措和其他政策一道,已经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债务总规模的增长,降低了总体债务风险。
不过,去杠杆并非只指控制全社会总体债务,还包含抑制金融杠杆之意。2015年A股的异常波动已经清晰地展现了金融杠杆崩解的危害。从那时起,防控金融杠杆风险就成为宏观政策的一个要点。而与抑制实体经济杠杆的和缓态势不同,控制金融杠杆风险必须急速而有效。这是因为金融杠杆上升往往带来加速效应,令风险迅速积聚,快速爆发。2016年,债市杠杆风险已明显攀升,引发各方关注。央行已通过收紧短期资金面等举措对其加以控制。而近期监管层对部分险资的清查,也是在防控保险公司过度运用金融杠杆。这些举措对防控金融风险来说是及时而必要的。
2017年,去杠杆仍将是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决策者可针对不同的杠杆风险,继续缓急有序地加以调控,巩固业已形成的良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