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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9月24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进而还要采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从今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开始，近3个月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美方始终咄咄逼人，中方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中美贸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究竟是出于什么动因，使美国罔顾中美经贸交流几十年来给双方乃至世界带来的巨大收益，悍然挑起贸易战并步步升级呢？
中美贸易战有个大背景，那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做方向性、本质性的调整。这个变化其实并不以特朗普上台为前提，2016年如果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团队上台很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局面。美国政、商、学界有一股相当大的“对华关系政策必须调整”的观点合流。特朗普上台后的国防、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出台，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抨击，《国防授权法》在国会两院的高票通过等事实，都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本质转向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华贸易制裁措施，包括去年引入对太阳能板、洗衣机的反倾销关税，对中国铝箔产品的反倾销关税，对钢铁、铝制产品的232调查，直到近3个月内的以301调查结果为理由的两次惩罚性关税措施。
不过也必须指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在推动对华关税的动因上并不一致，几个重要幕僚的观点和立场是有些差别的，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理念。目前学界认同的美方贸易战动因包括以下几种理论。
一是最简单的减少贸易赤字说。这也是特朗普长期坚持的观点。在他看来，赤字就是经济损失，在他的社交媒体推特里贸易赤字和经济损失从来都是画等号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电视节目上，特朗普就滔滔不绝地攻击贸易赤字，当时指的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当年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还是念念不忘，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232条款的钢、铝特别关税，特朗普政府免除了好几个美国盟国的关税，但作为美国驻军最多的盟国日本，却坚决不免除。
二是制造业就业说。这主要是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在推动。纳瓦罗写了本叫《致命中国》的书，还拍了个同名纪录片。他强调制造业创造相邻产业和市场就业机会，强调国家的技术强大离不开留在本国的制造业。所以，加征关税的目的是加大制造类企业海外经营的成本，逐渐逼迫它们重回美国本土，在本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久前达成的新北美贸易协定中的美墨协议部分内容里最有争议的就是汽车零配件的关税，美方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阻挠美国汽车业整车和零配件企业在墨西哥设厂。
三是防范技术追赶说，代表人物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这套理论认为中美竞争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和创新的竞争，美国高工资的就业机会和国防高科技实力是以工业界普遍的技术水平为基础的，而这方面如果让中国企业赶上了，美国的国防优势和高质量就业也就没了。所以，美国必须想尽办法阻止中国企业技术的进步，切割中美之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种种技术传递和交流。
四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地缘政治说，代表人物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防工业的一些利益代言人。他们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后反恐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任务是在地缘政治层面应对崛起中的中国，认为中美关系本质上是新兴大国跟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必须早早防范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遏制。
最后第五个是中国加入WTO后的发展脱轨说。代表性人物是两个学者美国前资深外交官科特·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他们在美国《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文章，大意是中国加入WTO后完全脱离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预期，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是希望中国的发展轨迹走向美式民主。然而，目前来看，中国发展势头使他们原来设想的完全落空了。
从以上五个理论，可以洞见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既有经济目的，也有政治动因，并且相互交织，互为表里。从短期来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企图减少贸易赤字，让制造业回归本土，也有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的考虑；从长期来看，则受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多重因素的交互叠加，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此起彼伏，让美国的对华贸易战给外界的印象是逻辑混乱，费解莫测。比如，特朗普政府一边释放信号表示愿意重回谈判桌，一边又高举贸易战大棒肆意威胁，种种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戏码不断上演。可以说，复杂的动因是美国对华贸易战前景难以预测、烈度难以控制的根源。
而最为荒谬之处在于，上述理论其实都站不住脚。顺差逆差在对外贸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顺差未必好，逆差未必不好。事实上，中美两国总体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经济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具有多方面好处，一方面，可以有效抑制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正是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保障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相关产品的进口大大降低了美国厂商的成本，进而有利于企业增加销量、扩大规模，自然而然将增加就业。就技术而言，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报告中指责那些所谓中国扭曲的结构性政策，比如产业政策、政府补贴等等是中国企业技术快速进步的主要原因，这未免过于低估了中国广阔市场需求的重要性和千万中国企业的自主性，企图通过关税就能阻止中国企业创新的步伐，未免太过幼稚。至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这些抱残守缺、带有“冷战思维”色彩的遏制和干涉理论，不仅是逆国际潮流而动，而且在美国国内持怀疑态度和反对声音的人也很多，信奉“太平洋足够宽，容得下中美和其他国家”的人也不在少数。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应继续做中美关系的推进器，而非绊脚石。
（作者：龚炯，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