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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北京时间9月27日凌晨，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提升至2-2.25%区间，并同时重申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既定政策将保持不变。这一决定并未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但从长远看，美联储的利率水平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其未来的货币政策导向和持续加息动作，是否会使全球债务市场承受更大压力，并引发全球经济体的不同应对？对此问题需要认真仔细观察。
很显然，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刻的伯南克，到经济稳定恢复期的耶伦，再到如今经济步入强劲阶段的鲍威尔，美联储三任主席保持并实现了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和高水平的技术性操作，即“启动和退出量化宽松、启动加息周期、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使得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四部曲，目前从时间上看已经进入货币收缩的后半程阶段。对于美联储来说，其目前的基本策略是实现基准利率的中性化水平和平衡，既不对经济过热产生刺激作用，也不会阻碍美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这既是一个依靠宏观数据的技术性操作，同时也是为未来可能的金融再次波动周期，准备货币弹药。
目前，随着美国国内经济在减税效应下的强劲表现，最新经济增长率季节性调整为4.2%，通胀率达到2.9%，美联储的加息还将继续，而如果按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到2021年，并到达经济增长常态下对应的利率水准，对全球不同经济体会产生何等影响？
对于美联储的加息举动，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体投入追随加息阵营，但其中情况各有不同，其中的一组经济体以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目前国内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健，宏观数据支撑加息；另一个阵营则是以沙特、阿联酋等中东石油生产国为代表，传统上执行盯住美元政策为主，被动追随加息；还有一类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美联储既有的持续加息冲击下，土耳其、阿根廷这样结构性脆弱经济体国家，其在经济下滑、本币大幅贬值、金融市场暴跌的趋势下，不得不采取极为激进的加息策略，进行货币政策对冲，以防资本大幅外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并未采取加息跟随动作，原因是由于它们的内部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复苏差异依然很大，德国的经济强劲，并不能掩盖南欧意大利等国的经济疲软和债务全面高企，面对“经济多速欧洲和结构性差异”问题，欧洲央行还不能完全放弃购债，维持欧元区经济稳定的“危机处置”非常态货币政策手段。同样，在日本，“安倍经济学”虽然对经济有所推动，但人口结构老化，缺乏新产业增长点，也使得日本央行不得不沿用至今的宽松货币老路。
总体而言，可以看到，美联储加息影响最大的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结构性脆弱国家。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在上一轮全球货币宽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外币债务，经常性贸易存在大量逆差，同时伴有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而从历史经验看，这些经济体由于自身结构性问题，在历次美联储货币收缩过程中，其经济稳定性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并引发国内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
对于全球经济体量第二的中国而言，很显然，中国决策层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发展阶段，早已经做出部署，中国央行已经进入了稳定货币政策为导向的操作阶段。并在过去一个时期，在宏观调控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降低各类企业债务，实现部分市场出清，并通过“放管服”的行政管理改革来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决策层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办好内部事务对于中国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并通过减税降费，加大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开放市场空间等措施，来稳定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目前，中国经济从宏观角度而言，外汇储备充裕，出口依然保持顺差增长，同时中国的内部市场机会巨大，依然有待于开拓和挖掘。
所以，中国央行并不需要跟随美联储的加息行动。相反的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传导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引导资金流向有活力与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并发挥货币政策的导向性效果。在这个方面，相信中国央行的操作也可能是全球最为独特的并有丰富经验的。
综上所述，美联储持续加息对于全球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各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不同，特别是发展能力与潜力不同。回顾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周期和区域性金融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内部结构性问题，美联储加息提升全球资本成本只是外部条件，而在本次美联储货币收缩中，可以再次验证，只要有稳定的内部市场，可控制水平的债务与稳健的财政，就可以抵御外部的波动。因此，办好内部事务，稳定国内市场，加大经济活力创造，不仅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要。（余南平，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