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历史记忆

　　文汇报记者 黄春宇

　　从一个原生民族的形成，经族群、文化和风俗的内涵发展，又几经凤凰涅槃，不断重生，直到海外移民，融入世界。《汉民族史记》从第1卷到第9卷，向世人展示了汉民族发展的路线图和历史文化图像,也呈现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记忆和未来走向。

　　没有一部汉民族历史是一件悲哀的事

　　文汇报：您在汉民族研究领域耕植了50多年，当初是如何萌生这个念头，并且一直执着于此？

　　徐杰舜：这个说来话长。我考大学时填报的志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那会儿就想成为一个哲学家，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生哲理，但最后收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1961年，进入大学后，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同学，比如壮族、瑶族、侗族、苗族、回族等，生活习惯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让我对从事民族研究产生了一点冲动。就在这时，我碰到了岑家梧教授，他是上世纪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在课堂上为我们讲授原始社会史。从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胞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发展，从群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的演变，从农业与畜牧业大分工、农业与手业大分工到农业与商业大分工的过程，岑教授的精彩讲述以及人类社会的沧桑变迁让我既陶醉又兴奋。当时影响我的还有《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一文，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牙含章先生，他在文章里介绍了恩格斯提出的“从部落发展成了国家和民族”的观点。于是，我找来恩格斯的原著潜心阅读，并在入学的第二年和师兄彭英明完成了论文《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里面就提到了汉族“是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武义县的一所中学教书，当地学生说的方言与我熟悉的武汉话完全不同，嫁娶、过节的观念和习俗也有别于以往的认知。原来不同地域的汉族之间有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沉睡心底的学术热情就这样被重新唤醒。“文革”期间，我一边参加农业劳动，一边搜集武义的风俗资料，后来在武义县文化馆的支持下，写成了《武义风俗志》。在搜集资料与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汉族如何起源、如何形成、如何发展？汉族有什么样的特征？汉族文化的代表是什么？众说纷纭却没有确凿无疑的答案，我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还没有一部汉民族专史。正是从那时起，为汉民族树碑立传成为我的学术志向，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汉民族发展史》，以及即将完成的《汉民族史记》。

　　文汇报：中国史的著作很多，各个少数民族历史的书也不少，学术界长期以来唯独冷落了汉民族历史研究。

　　徐杰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周谷成的《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等等，关于中国史的书可以罗列一大堆。至于少数民族史，1956年，民族学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学术界的注意力随之全部转移到了少数民族身上，55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历史书，从简史、简志到语言志，你方唱罢我登台，一时热闹不已。但实际上，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前辈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明确指出：“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在我看来，汉族长期被排除在民族学研究范围之外、汉民族史得不到应有重视的原因是人们错误地在中国通史和汉民族史之间划上等号，似乎研究中国通史就是在研究汉民族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历史悠久，又有高度认同，如果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文汇报：在您之前，汉民族历史的研究经历过哪些阶段，有何进展？

　　徐杰舜：上世纪20至40年代属于汉民族研究的初始时期，开山之作就是历史学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在王先生的研究大纲中，中国民族史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汉族为主干，详细论述了汉族的内聚，对内融合的事迹，实际上写的就是汉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尽管他强调中国民族史不是汉民族史，但正是《中国民族史》的上篇将汉民族的历史第一次建构起来。与同时期的一些著述相比，如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林炎的《中国民族的由来》、施瑛的《中国民族史讲话》、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等，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于汉民族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全面，在我看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座里程碑。

　　到了五六十年代，汉民族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以范文澜的汉民族“特殊民族论”，以及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为标志。上世纪50年代初期，前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访华，在他的《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指出，中国在资本主义出现前只有部族，而没有民族。这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反而在国内很有市场，范文澜先生勇敢地站出来，写了一篇《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作为回应。他以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为依据来分析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提出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具备了4个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起到民族纽带的作用，因此谈不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历史证明，范先生是正确的，其“特殊民族论”的观点为中国汉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台湾学者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则运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对汉民族进行研究，此书是用日文写成，后来由蔡茂丰先生翻译，1968年在台湾出版，10多年后才传到大陆。我托人复印了一本，读完很受启发。这本书以汉民族的概念、起源、本质、构成、基础、个性及海外活动为文章的基本架构，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历史。

　　汉民族是个有雪球性质的民族共同体

　　文汇报：时间往后推，1992年，您的《汉民族发展史》出版了。当时媒体的评价很高：“中国第一部汉民族史”、“一部全方位审视汉民族的史书”、“结束了世界上最大民族没有民族史的状况”。

　　徐杰舜：这本书前后经历了12年，写了6年，出版、审查又等了6年。我在书中提出了汉民族起源多元说，而多元的起源又分为主源和支源。主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炎黄族群集团，一是东夷族群集团。何为主源？就是说这个族群集团所有出现的人群最后无一例外的成为它的民族组成部分，没有成为少数民族。现在讲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炎黄子孙只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还分析了支源，包括百越、苗蛮、戎狄，这些先秦时期的族群并没有全部成为汉族，另有一部分先后分化、融合，形成了少数民族，比如越就是现在很多南方民族的祖先，壮族、侗族都跟百越有关系。

　　文汇报：厘清了起源，那么汉民族又是如何形成的？

　　徐杰舜：我在《汉民族发展史》中提出了汉民族形成的“三部曲”，首先是先秦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然后是春秋战国，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最后是秦汉时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秦始皇时期，文字得到了统一，而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本质的标志和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纽带，

　　汉字在汉民族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对汉民族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内聚作用。

　　文汇报：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能否具体说说，汉民族是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

　　徐杰舜：五帝时代，大大小小的族群，有名字的352个，没有名字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352个经过历史的互动、磨合、整合、融合，到春秋就形成了一个华夏，还有其他蛮夷民族。华夏族不断与戎、狄、夷、蛮混血，民族实体壮大。秦统一六国之后，华夏族因朝代得名，被称为“秦人”。汉朝建立后，汉朝国人都称为“汉人”。到了五胡十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称这些汉人仍为“汉人”。唐朝改称“唐人”，而非“汉人”；元朝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后来又把“南人”并入“汉人”，这个“汉”就慢慢成为汉民族的族称了。我认为汉民族实际上就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的结构，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的过程是两千多年，发展的过程到今天为止也是两千多年。

　　文汇报：关于汉民族的研究，您提出了“雪球理论”。

　　徐杰舜：2008年，我受到斯坦福大学邀请，去美国参加“汉民族研究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安排我作主旨演讲，另外两个演讲嘉宾是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和长期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美国学者杜磊（Dru Gradney）。我在演讲中表达了一个观点，即汉民族是一个有雪球性质的民族共同体，既具有雪球的结构特征，又具有滚雪球的过程特征，还具有雪球的凝聚特征。“雪球”的说法源于我之前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下称《雪球》）。一开始的书名就叫《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书名作进一步概括，最好是效仿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提炼出一个形象的比喻。经过思考，我决定采用“雪球”一词。这个想法不仅得到了出版社的肯定，也赢得了诸多学者的认可。

　　《雪球》一书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第一次对庞大而复杂的汉民族结构进行了解剖。不同于《汉民族发展史》站在远处，粗线条地勾勒了汉民族的轮廓面貌，《雪球》是从微观入手，大胆又谨慎地对将汉民族的族群进行了初步的划分。书中归纳了近40个汉族族群的形成及人文特征，比如华南有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平话人、桂柳人，华东有南京人、苏州人、上海人、杭州人、宁波人、温州人、微州人，华中有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华北有北京人、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雪球》出版后，《文汇报》也做过报道，从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背景、本土化的内容、人类学本土化如何“化”，到《雪球》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尝试、学术的转型等。

　　文汇报：从微观入手，肯定离不开田野调查，有哪些有趣的发现？

　　徐杰舜：在做关于平话人的田野调查时，我经常与菜市上的平话人妇女交谈，了解她们的风俗习惯。我发现，无论是桂南平话人，还是桂北平活人，尽管保持了原来的汉族文化传统，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土著化的烙印，比如桂北平话人不仅有类似少数民族的服饰，而且受到侗族的影响，喜欢吃鱼生、酸肉。还有的平话人坚持不落夫家的传统，新娘结婚3天就回家了，以后逢年过节才到男方的家里过一个夜。回到娘家后，新娘依然过着原来的日子，直到生了孩子才回到夫家。他们的称谓也很奇怪，称父母为“亚叔”、“亚婶”或“亚哥”、“亚嫂”，称兄弟为“亚弟”、“亚舅”，称姐妹为“亚姐”、“亚妹”，连夫妻之间相称也要加一个“亚”字。

　　文汇报：前面谈到，很多人用中华民族史替代汉民族史，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

　　徐杰舜：我过去仅仅就是从汉族角度来讨论汉族史，后来我在研究中华民族的时候把这两条轨迹交叉，发现原来汉民族历史只是一个案例，它是中国从多元民族走向一体的典范，汉民族是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成果。从汉民族的这个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来研究汉民族史

　　文汇报：有了《汉民族发展史》《雪球》两本汉民族研究的代表作品，为何又想到去做《汉民族史记》？

　　徐杰舜：我本以为写一本《汉民族发展史》就够了，后来得到费孝通先生的激励，他告诉我，“要加强人类学对汉民族的研究”，于是就有了在满世界“滚”的《雪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汉民族研究，越做越多，越做越深，一直觉得应该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对于我的这个选题，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杨圣敏教授的评语是：“《汉民族史记》选题意义重大，具有国际学术水平,是一套有份量、有水平、有创新的汉民族通史。”

　　文汇报：为何将“通史”改为“史记”？

　　徐杰舜：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史记体，比如司马迁。史记的结构是板块式，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样的行文、表述非常方便。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入，中国的学界也逐渐接受了通史的概念。这样做的优点很明显，从古至今，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分别梳理每个朝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在史学理论的框架内形成了一种范式。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民族史时意识到，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自己的研究，因为中国民族史不是被朝代捆绑的，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规律。如果以朝代为界，就会人为地把一个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割裂开来。所以我提出要打破历代王朝框架，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来研究民族史。当时我还很年轻，在云南大学参加中国民族史学会的学术会议，老一辈的学者对于我的观点嗤之以鼻，批评得很厉害。有人就说了，“历代王朝的框架怎么可以打破呢？简直就是瞎胡闹，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坐标。”我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若干年后，当时批评我的老先生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民族史的书，我的想法在他的书里得以实现。朝代更替是有边界的，而民族发展是没有边界的。写《汉民族史记》时，我不是按照朝代秩序来叙述汉民族，而是依据汉民族的发展规律、文化表现形式来整理和撰写汉民族的历史。这样做，既是历史书写的回归、对接史学传统，又能更好地、更自由地把汉民族的历史说清楚。

　　文汇报：请您介绍下《汉民族史记》的结构和内容？

　　徐杰舜：我分了五个板块。一是发展史（整体、区域），汉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展现了一幅动态的历史画卷。二是族群史，汉民族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典型，不断地融合、吸纳，族群极其丰富多彩。如果不把族群史说清楚，只有整体，没有细节，汉民族史的书写就是失败的。汉民族的丰富多彩，恰恰体现在多元的族群文化。三是文化史，过去动不动就讲中国文化，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汉民族文化并非中国文化唯一的代表，中国文化理应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汉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性，我在书里重新建构了汉民族的文化史。四是风俗史，犹如万花筒，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与汉民族相提并论，这与汉民族的族群多元而复杂有很大的关系。五是海外移民史，过去只研究华人华侨，其中99%以上都是汉民族，汉民族移民史是世界移民史的重要部分。说汉民族是安土重迁，原来的解释是他们不太愿意动，“静止的乡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希望找一个适合生存、比较稳定的地方定居下来。

　　文汇报：在五个板块中，最难写的是哪一部分？

　　徐杰舜：说实话，族群史、文化史都很难写。族群史没有先例，以前的文化史也没有站在汉民族的角度去思考。我原来的打算是按照区域文化来写，齐鲁文化、苏杭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等等，但如此一来，就会与族群史重复，因此必须把汉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梳理。先秦构成了汉民族文化的底色，到了秦汉，汉民族文化初步定型，但不是一成不变，有多样的表达和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接着是唐宋元明清，各有各的特征。及至近现代，汉民族文化又是一个开新的过程，这个过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结束。

　　文汇报：您如何看待撰写和出版《汉民族史记》的意义？

　　徐杰舜：通过《汉民族史记》一书，可以更好地认识汉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并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构建进行互相观照。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到公元3世纪初东汉的灭亡，汉民族的形成，前后经历了2300余年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这个更高认同层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绝不是一蹴而就。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尽管东北的汉族和华南的汉族有很多的文化差异，但他们之间也有着高度的认同，可谓是“和而不同”。汉民族高度认同的“一体”整体性，恰恰说明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认同强化了汉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

　　从一个原生民族的形成，经族群、文化和风俗的内涵发展，又几经凤凰涅槃，不断重生，直到海外移民，融入世界。《汉民族史记》从第1卷到第9卷，向世人展示了汉民族发展的路线图和历史文化图像,也呈现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记忆和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