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文化“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古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是不同于西方主流观念的东方思维，在当代进行继承和发扬，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视野，承扬中华文化天下观，正当其时

　　在一国之内孕育出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的政治意识，淬炼关于世界治理的文化体系，可谓人类文明史上一大奇观。

　　这便是中华文化。这个“世界”，即是迄今中国人笔下热词——天下。如梁启超所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而不以一部分自画。”

　　诚然，古人认知世界有视野局限，却并不妨碍他们涵养天下观念、天下格局、天下气度，创造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中华文化，致力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融凝我泱泱中华。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机缘，亦是今天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最深厚的文化渊源。

　　最理想世界：天下大同

　　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令人称奇的是，古人很早就确立“天下为公”的观念，同时认为“天下”可以建构为一个理想世界。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种“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一大基石。

　　以“天下为公”构建理想世界，就是“大同”。《礼记·礼运》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生活与秩序图景。

　　如何看待天下？古人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如老子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如今日之世界，若都只是从本国角度、本国利益来谈世界治理，而不是着眼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则全球治理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何与天下共处？古人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如梁漱溟所言：“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当代学者赵汀阳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化解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的天下观，显然超越国家观，其视野、境界与气象自非寻常可比，决定我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着眼的都不是战胜征服，而是合作共赢。

　　如何建构这样的理想世界？古人的理念是“行大道”。如儒家“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提供文化理论支持。

　　最高文化理想：化成天下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遍起，皆以逐鹿中原、制霸天下为最高目的；百家争鸣，皆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

　　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文化理想，并非不切实际，而是可以拾级而上的大道。《大学》八条目，即是中国人“行道于天下”的基本步骤。关键就在人，一切从每个人身上开始。内修，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能内修方能外治，依次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古人悟得的大道，同时认为可以推及全人类乃至万世，能够“化成天下”。《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正是居天地之间的关键所在。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建本于一己，而直达于天下。只求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来融通解决人类间一切问题，而期求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同太平的大理想。”

　　循着人这个根本，中华文化赋予了中国人特别是“士”极为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使命、文化责任。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钱穆则说：“你只要在家做孝子，在社会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能担任一件事，便是士。若能推十合一，大而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关心到中国前途，并且能关心到世界前途，这便成为天下之士。一乡之士与天下之士，同样是一士。若果能兴起中国之士道，诸位试看明天的世界。”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士人平天下的方法与路径，更寄望于中国士人再兴“士道”，去为世界治理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与责任，确乎发人深思。

　　所以，为着“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历代士人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中庸》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讲的是圣人君子的言行处世榜样。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讲的是士人进退之道。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讲的是士人的志向抱负。这样一种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吸引了无数人为之奋斗，亦涵养浸润了无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天下情怀，更凝铸为中国人的价值信念与思维方式。

　　三大核心理念：公、仁、和

　　中华文化天下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治天下理念，诸子百家多有阐释，于今天的全球治理或多或少皆有裨益。其中有以下三大核心理念，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是公。如孔子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讲的是“公”的理念源泉。《吕氏春秋》云“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讲的是以公治世的理念。《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讲的是以公行王道的法则。《列子·杨朱》云“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讲的是圣人处世以公的信念。凡此，皆极言“公”之于治天下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仁。儒家言道论政，都建基于“仁”。如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中华文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同类意识、爱类观念等，视为“仁”的基石，一切以此为出发点，又一切可以推己及人、及国、及天下、及全人类。儒家构建的“仁”的世界，即是“大同”，如《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太平世，便是仁的天下，由仁而化。古人关于以仁得天下的论断更是相当多，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由“仁”这一元概念，古人推衍出诸多修齐治平之道与术，认为使仁心大明，仁道大行，便达大同太平、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境界。

　　三是和。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基石，是古人关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体现于宇宙，即是“天人合一”；体现于国际，即是“协和万邦”；体现于社会，即是“和而不同”；体现于人际，即是“和为贵”；体现于自然，即是“和实生物”。这些关于“和”的认知与感悟，相互渗透，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和”的文化体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影响至深至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天下观不同于“天下中心观”

　　美国学者柯文有一段著名的阐释：“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显然，柯文阐释的恰恰是“天下中心观”而非“天下观”。这种“天下中心观”早已随着历史与现实的大逻辑而被中国人摈弃，但关于世界构想与理想、世界治理方略的“天下观”却从未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里缺席。

　　今天，我们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一些人可能就会想当然地把它等同于“天下中心观”，进而产生误解与误读。主要有以下两种担心：

　　一是认为，在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之际，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可能会触发国人的自大心理，最终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

　　事实上，中华文化天下观本无优越感与歧视心，它主张文化包容性与吸引力。但在晚近一些朝代，暗藏歧视心的“华夷之辨”开始登场，从而使中华文化滋生了自大封闭、唯我独尊的心态。遭遇西方列强蹂躏后，沉重的文化自卑感开始淤积。在中华文化历史演进中，这种自大心理与自卑心态，如一对孪生姐妹，最终都会使中华文化失去开放性与包容性、失去创造力与融合力。我们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为的是正本清源、去粗取精，从中华文化源头汲取养分与智慧，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涵养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增强文化自信。

　　二是认为，在今天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可能包含着中国领导世界的野心。

　　发掘分析中华文化天下观，目的是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借此以为中国要领导世界，便渲染“中国威胁论”，恰恰是没有读懂天下观的意涵，没有把握中华文化的内质。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此列举了15个方面的重要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之所以引起有识之士的兴趣与研究，正是因为其中蕴含了解决人类发展难题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独特思维方法”。

　　承扬天下观正当其时

　　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天下观已经内化为我们的基因，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论断，彰显5000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与中华文化天下观的深厚底蕴，是科学把握世界大势基础上的伟大创造，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华民族“独特思维方法”，给世界发展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方略。

　　比如提出“正确义利观”理念，强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主张“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公”的理念。

　　比如提出“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理念，强调“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宣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彰显的是“亲仁善邻”“推己及人”的“仁”的理念。

　　比如提出“合作共赢”理念，宣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论断，蕴含的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协和万邦”等“和”的理念。

　　比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方案，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等，内蕴的正是“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古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是不同于西方主流观念的东方思维，在当代进行继承和发扬，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视野，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路径。

　　承扬中华文化天下观，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