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最近，连续数起哄抢事件发生，10月18日，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称，一辆半挂车出了车祸，司机就地处理货车上的橘子，却引发围观者哄抢。而就在此前三天，10月15日，河北邯郸学院庆祝“柿子节”，却引来周边居民疯狂采摘，有人甚至直接将树枝折断带走……
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大多不了了之，甚至在面对民警的制止时，哄抢者还振振有词，认为“法不责众”，但真的如此吗？
●正方
法律边界无法无限扩张
王瑞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理论上来说，哄抢行为显然是不对的，不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民法》《刑法》，都有相应的规定，按理说，依法处罚即可。
但实际操作中，会碰到很多难题，很难完全依法处理，比如说哄抢时太乱，有的人抢了就走，没有留下证据或证据被湮灭了，事实上，即便警察在场，也很难盯住每一个哄抢的人。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能惩罚情节比较恶劣的，然后发个通告，令哄抢者还回非法所得。
哄抢违法，甚至可能涉及到犯罪，但同时，法律的救济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法理上的原因。
不论中西，在传统时代都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在西方传统社会，“法不责众”甚至也是基本的法理之一，一个社会中，相对于庞大的总人口来说，执法者总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一旦出现从众性违法，仅从技术上来说，就不可能惩罚多数人，除非执法者多于普通人，但那样的话，这个社会的运行就会出问题。
同时，法律本身的手段也是有限的，它只处理那些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链充分的事情，就如借钱的问题，有借条，法律能管，没有借条，即便大家都知道某个人确实欠钱，但法律也不可能支持追债者。 那么，能不能扩大法律的管理界限，让法律的手段更丰富呢？我想这恐怕不太可能。因为这些边界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人们主动设置的，为的就是防止法律治理手段的无限扩大，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负面的效应就会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假如不需要借条，法律也能判决某个人必须还钱，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不是欠款得以讨还，而是人们随时都可能无缘无故背上沉重的债务。
法律有边界，也应该有边界。在从众型违法这样的现象中，也是如此，一味地要求法律必须责众，很容易导致法律失去控制，更多人为此受害。
那么，不能用法律解决一切，该怎么办呢？我想应该以道德来补充。《论语》里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仅有法律，不能完全让社会安宁，法律和道德结合，才是社会治理最好的办法。
这个道德，现在看来，应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德，它处理的是人在公共环境中的行为，其中包括规则意识、行为自律等，当然也包括法律意识，也就是说，公德的树立和强化，其实是有助于人们尊重法律，遵守普遍的社会规则的。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公德的建设比较薄弱，不少人缺乏公德意识，缺乏法律意识，只要觉得法律制裁不了他，就会去钻法律的空子，这是今天应该加强的。
另外一部分是私德，即个人的道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擅长的。私德保证了人们不会去做那些明显违背道德的事情，如果能够强化私德，那么哄抢他人财物之类的现象，必然会减少。
当然，道德也不是完美的，它和法律一样，也有短板。两个都有短板的事物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良善的社会风气。
●反方
传统观念依旧没有摆脱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法不责众”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很普遍的观念，而且，在今天的执法过程中，也仍旧常常出现，一两个人违法，可以依法处理，但一两百人违法，可能就会和稀泥，就如哄抢的时候，把哄抢者赶走就成了，实在赶不走的，抓一两个人，其他人也就自己跑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个别执法者，在执法时，仍有传统的心态。
货车翻倒，货物撒了一地，对车主来说，这无疑是一场不测之祸，如果再碰到货物被围观者哄抢一空，那就是雪上加霜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为何类似的现象会屡屡出现呢？我想，这也和同类事件中执法普遍偏软的现象有关。问题是，执法偏软，就会失去公信力，而一旦失去公信力，就算是做好事，也得不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历史学中有一个“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其实执法也是如此，法律的尊严需要维护，法律的公信力绝不能被破坏，一旦被破坏，法律就难以让人信服，更多人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护。法律本来是宽严相济的，但如果法律的公信力不再，结果就会变成：宽也是错，严也是错。
此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警察这个执法者的职责有些不明确，警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宣传中更多关注的是“警察解决生活琐事”“排解邻里纠纷”“送老奶奶回家”，这些事情做得对不对？当然对，但警察的职责只有这些吗？显然不是，他还肩负着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责。如果这一方面的职责不清晰，就很可能导致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过于谨慎。就如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中，当事人报警了，结果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不归我们管，把报警者推出派出所，结果店主立刻威胁，“不给钱就别想走”。事实上，警察首先应该做的，是隔离双方，防止更加严重的冲突出现，但就是因为职责边界不清晰，导致后来矛盾进一步升级。所以，在未来，我想应该更进一步明确执法者的权责边界，让他们能够依法执法，既保证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也要敢于执法。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看，也依然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对哄抢的定义问题，《刑法》中有抢夺、哄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对哄抢行为的规定，这说明我们的法律对社会行为的分类上，还存在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一个人抢了就跑，是抢夺，很可能入罪，但一堆人抢了就跑，有时候却要屈从于“民意”，变成了治安管理处罚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不了了之。
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想和乡土文化的影响有关，大家都是一个地方、一个村子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熟人，甚至执法者可能也是这个地方的人，哄抢者里有可能有他的亲戚朋友，不好严加处罚，这本来也是熟人社会的特征，直到现在，无论中西方都有类似的现象。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要明确执法者的权责，警察有权处理，如果不作为，则要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如果能如此，我想“从众型”违法现象，应该能得到更好的治理。
●主持人说
法治的前现代和现代
“法不责众”，是从众型违法屡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时候被当场抓住的哄抢者，还会振振有词，“有本事全都抓了”？
能不能全都处罚呢？法律能不能“责众”呢？其实很好判断，只要看法律的目的即可。在前现代社会，法律的目的是治人，是维护治理的秩序，传统法律最高的目标是“无讼”，它只要消弭纠纷，大家愿意息事宁人即可，而不必管纠纷产生的原因。所以“各打五十大板”，“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类，也能解决问题——就算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了有问题的人也可以。
现代法律的目的是维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它并不总是照顾多数，哪怕是一个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法律也必将为他伸张正义。
（主持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