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岂能“拔苗助长”？

　　《孟子》中有个“拔苗助长”的典故，值得反复重温。宋国有个急性子的农民，总嫌田里的秧苗长得太慢。他成天围着那块田转悠，隔一会儿就蹲下去，用手量量秧苗长高了没有，但秧苗好象总是那么高。于是，他把秧苗一棵一棵往上拔，结果这些庄稼全都枯死了。

　　现实生活中，真正对庄稼拔苗助长的愚人少之又少。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则典故实则是在告诫人们：想要成事就应尊重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种植庄稼如此，为官从政亦何尝不是如此。

　　有人把干部分为两类：一类是“插花干部”，他们急功近利，只堆“盆景”，囿于“瓶中插花，昙花一现”的眼球效应。另外一类是“栽树干部”，他们高瞻远瞩，追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利益。这种分类实则是对为政是否“拔苗助长”的一种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可谓观照出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的高下之别。

　　在“插花干部”那里，花拳绣腿是标准动作。有的不尊重城市建设规律，看到房地产火热，就一股脑地“造城”，把不少历史文物给毁了，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还有的，为了能够得到上级的肯定，眼里只盯着周期短、见效快的工作，而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不闻不问。在他们眼里，做事的导向只是为了追求立竿见影式的一时之利。但这样的行事方式只会是“寅吃卯粮”，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后患无穷。

　　相反，在“栽树干部”眼里，只要是为民造福的事，他们就有不计当时誉的格局。苏轼刚任职徐州时，恰逢黄河泛滥成灾，“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经过一番抢险救灾后，满城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可他为了当地百姓的安危，又提出“筑堤防水，利在百世”，带领民众筑堤“七百九十丈”。这就是今天的苏堤。要知道，北宋的时候，黄河泛滥周期是二三十年，而地方官一般任期3年。这样的干部才不会戚戚于任上就干出惊天政绩、汲汲于马上就累积显赫声名，始终秉承“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气度。

　　“世间的人千万种，我只钟情于你这一种。”从“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好干部焦裕禄，到“退休福不享，栽树二十年”的“草鞋书记”杨善洲，再到“想着自己的人被尘土埋没，想着群众的人威名远扬”的“樵夫”廖俊波。这些优秀的人民好干部之所以反复被提起，关键在于他们做的实事真正惠及到了一方百姓。上世纪30年代，有人就问郭沫若：为什么难见伟大的作品？他回答：“早产的胎儿太多了。”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多一分沉潜少一分冲动，多一分耐心少一分急躁，做好政绩观的“加减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写道：“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抓好各项工作。‘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惟有秉持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的心态，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在“慢工出细活，文火煲靓汤”中不断为百姓谋福祉、送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