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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近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妄议中美关系是“文明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此言论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斯金纳显然是引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预测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发展，认为国际冲突的根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人类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是文明，国际冲突会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展开。他突出强调穆斯林文明将与美国和欧洲为主的西方文明发生冲突。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问世26年来，褒贬不一，相关研究著作不可悉数，有人说最大的受益者是出版商。
长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府机构、极右组织、新保守主义分子等，都十分推崇“文明冲突论”，赞同其关于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观点。的确，美国在冷战后打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对手都是伊斯兰国家。不过，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未让美国更安全，反而陷入安全困境，刺激恐怖主义以及“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产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但搅乱中东地区稳定，也使美欧和其他国家扰攘不安。
时至今日，“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再次甚嚣尘上，主要表现是“伊斯兰恐惧症”呈变本加厉之势。在此之前，“文明冲突论”的战场主要在美国以外，但是现在冲突之火烧到了美国国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出于竞选和内政需要，多次说出“我们在和伊斯兰开战”的话。他身边幕僚中，有不少人对伊斯兰怀有恐惧和敌意，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新保守主义分子和犹太集团等也火上浇油。“伊斯兰恐惧症”极力渲染对伊斯兰的恐惧与敌意，把美国国内问题都归咎于穆斯林。鼓噪“伊斯兰恐惧症”的势力赞同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认为美国不够强大或者衰落的根源，就是因为吸收大量外来难民和非法移民，而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密切关联，穆斯林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伊斯兰恐惧症”影响下，美国政府把“文明冲突论”从象牙塔理论变成了现实，出台一系列限制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从严控制国内的穆斯林，酝酿对300多万的美国穆斯林发放特殊身份证，建立专门数据库。有学者称，美国政府不加区分地对穆斯林实施歧视政策，正进行一场不同族裔、不同价值观之间，加剧仇恨与隔阂的“文化战争”。
笔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和“文明冲突论”的本质，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明优越感。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正是因为历史上接受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移民，是世界的美国。而在眼下的美国，一向标榜的尊重不同文化的多元主义的面具被扯下。
在国内，美国政府正改变多元文化的传统，要把美国变成美国人的美国。在国际上，特朗普也想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美国政府对外推行“文明冲突论”，其表现是继续干涉伊斯兰国家事务，在中东遏制伊朗发展，偏袒以色列。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外交上奉行务实主义政策，有区别地处理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并未完全按照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明确划线。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就具有代表性，一方面，“9·11事件”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有几个沙特人，美国有的组织一直主张追究沙特责任，对沙特的瓦哈比教也颇有微词。去年发生的沙特记者卡舒吉被害事件，也影响到美沙关系。有人力主对沙进行制裁，沙特也威胁使用石油武器报复。但特朗普力排众议，继续发展与沙特的关系。美国发展与沙特的关系，看中的是沙特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丰厚的石油美元，以及在地区问题和格局构建中的作用。美国把沙特当作在中东的战略新盟友，指望依靠沙特来遏抑伊朗，团结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可见，美国对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实行的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不在乎沙特的伊斯兰特性，也不强调“文明冲突论”。
美国对伊斯兰国家强调利益的现实主义态度，从其对叙利亚的干涉也可得到印证。2012年，在叙利亚危机之初，美国支持一些叙反对派组织，向他们提供枪支和金钱等方面的支持。而这些反对派组织中，有的就是极端伊斯兰力量，与“伊斯兰国”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有勾连。但美国并不理会这点，而是把他们当作工具和代理人，用来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美国还和沙特、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高度协调对叙政策。美国眼下打压伊朗，主要依靠的盟国就是沙特等伊斯兰国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问世26年里被大家津津乐道，眼下又再度引起热烈讨论，说明文明差异、宗教和文化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内政方面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美国处理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案例说明，美国仍把维护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放在外交政策重要地位，“文明冲突论”只是实现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个饱含争议、充满是非对错的理论。而“文明冲突论”的危害，是美国对其他文明和国家不断发展的恐惧感，进而采取敌对政策，这将引发国际关系新的冲突。如何消除恐惧的心态，南非国父曼德拉曾说过一句名言：勇敢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克服恐惧。不知道害怕的人不算勇者，勇者是战胜恐惧的人。(作者是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