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要讲好中国故事

    进入新时代，能否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件必须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
    ——高培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成就辉煌，令世界瞩目。但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总结做得还不够好，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上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不相匹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新时代，能否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件必须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来自于中国的实践
    《经济参考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新中国建立到实行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在我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备感自豪的同时，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高培勇：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些做对了的东西，既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来自于中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讲清楚，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应当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总结，迄今为止，我们做得很不够或不够好。这直接导致了不仅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上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不相匹配，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以往，这或许无碍大局。但是，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能否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能否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已经不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了。
    《经济参考报》：具体应该如何去做？
    高培勇：首先要梳理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在广泛占有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近70年经济建设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出发，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从中提炼出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和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以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轨迹为线索，对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近70年经济建设实践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教训做出实事求是的总结。
    再次要提炼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在梳理、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将其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否则，中国奇迹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达不到理论的高度。
    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构成了我们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三部曲。
    以经济学视角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经济参考报》：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学视角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高培勇：以经济学视野看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可将其归结为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
    从需求看，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新时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在于“上层次”，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上，就是人们对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是“扩范围”，即日益扩大的多方面需要。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就是人们对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进一步看，“上层次”的物质文化产品也好，“扩范围”的制度政策产品也罢，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又可区分为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市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进一步表述为对主要由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的需要与对主要由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要。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从物质文化产品到制度政策产品，从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市场系统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政府系统，是我们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经济学解释的主要观察点。
    从供给意义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立足于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层面：
    其一，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现是，产业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相交织，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同时共存，生产力水平布局不均匀。其二，制度和政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现是，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建设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很多，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从调整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经济参考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领域广、影响范围大。根据您的研究，应该首先从哪个方面入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培勇：十九大报告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从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无论是将其视作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还是将其定位于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意味着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和战略的重大调整。其中，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的调整，就是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调整的主线和方向，当然是匹配在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前提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既然涉及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便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作出的决策而非根据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决策，这种调整便不是一个短期概念，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绝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配置层面，而且延伸到了宏观经济理论层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将给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主要基于几方面变化：
    分析视角。以往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当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便显得力不从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形势分析的聚焦点自然要转到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上。
    发展理念。以往判断经济形势好与坏的唯一标尺是GDP增速的快与慢。追求高速增长，以GDP论英雄，是普遍现象。然而，当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我们所秉持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目标亦定位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GDP增速不应再成为评价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唯一标尺。除此之外，质量和效益指标不仅要引入，而且要作为中心线索。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发生变化，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透支未来增长便不再是我们注重的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政策主线。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需求管理。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需求总量的增减变化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然而，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便是其着力的基本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也不再是其主要选项。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虽仍须纳入调节范围，但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已成为调节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是其重心所在。
    施策途径。以往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各种政策性安排实现调控目标，无须牵动体制机制。当下的宏观调控，必须脱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由总量失衡变身于结构失衡，只能将着力点转向结构性调整。既然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只能将根本途径放在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上，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上。
    正是基于上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任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理论。要防止在宏观调控研究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扎扎实实深化理论研究，大力推动理论创新，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经济参考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围绕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您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做好准备了吗？
    高培勇：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对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这尽管并非易事，但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
    就前者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意味着，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层面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应当也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架的主线索。
    就后者来说，我们更不缺乏。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近70年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及事实上对这一丰富实践发挥了理论支撑作用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件。换言之，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是循着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理论贡献是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大一样的研究范式生成的，但它们是“接地气”且有用、能用、管用的，已为实践证明是做对了的东西。只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些构件加以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整理。在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整理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必由之路。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