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我亲历的金融危机

    2007年8月，我接受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邀请，从北京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被广泛“评估”为全美“智库”第一的这家机构做“访问研究员”。
    到华盛顿前，美国刚发生了“次贷危机”。作为“非经济学家”，“次贷”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当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一年后的2008年9月，这场美国“次贷危机”居然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成为过去8年来最为重大的事件，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全球经济都在为这场危机埋单。
    中国软实力
    我在布鲁金斯开始学习研究，第一个接触的新鲜人物不是学者，而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2007年下半年，美国总统竞选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谁是奥巴马，根本不知道，即使旅美华人，也顶多只有少数听说过奥巴马这个名字，即美国年轻的参议员。
    布鲁金斯学会深深介入了美国总统选举，我知道的是，奥巴马和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都利用布鲁金斯学会做竞选。访问学者是看风景的，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是当时布鲁金斯学会的风景。远远地，我知道了谁是奥巴马。
    2008年4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卜睿哲博士带领我们5位访问研究员到西雅图研究访问时，美国总统竞选形势白热化。这次独特的美国总统竞选是我们与美国同行和朋友之间聊天的共同话题，记得卜睿哲在西雅图告诉我，不出意外，美国民主党会选择奥巴马而不是希拉里，而美国共和党不管谁来对付奥巴马，都不会赢。他的意思是，你们中国需要面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
    姜是老的辣。卜睿哲的话果然在2008年盛夏（美国两党全国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和初秋（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应验。奥巴马于2009年1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四川“5·12”大地震后，在美国的许多我认识的中国学者、学生都十分难过。在布鲁金斯学会给我们后来举行的毕业研讨会上，主持人卜睿哲还提到四川地震，对中国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表示哀悼。
    2008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举世瞩目。在美国，我没有看到实况转播，但看了美国电视上的北京奥运新闻。北京奥运会却让我在美国更忙，因为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都找我约稿，让我评论北京奥运与中国软实力之间的关系。
    此前，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关于中国软实力》的专题报告。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次造出“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术语。我随后算是第一批介绍和评论“软实力”的中国学者。进入21世纪，随着中非关系的升级，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崛起”的讨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话语之一，“中国软实力”成为焦点话题。
    对“中国软实力”的关注，至少反映了如下两点美国情况：第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包括担心和焦虑，以及故做文章），从经济、军事、科技发展到更深入的方面，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等“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第二，是典型的用美国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例子，“软实力”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在中国举行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当时的中国因为奥运会没有很好地关注俄格冲突，但是，美国媒体和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则似乎比中国更充分地注意和评论了俄格冲突，以及对美俄关系的影响。
    我们6位同期访问研究员中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通过他，我也认识了一些经常来布鲁金斯学会参加研讨会的俄罗斯高级外交官。我甚至听说，俄罗斯人在与格鲁吉亚打仗前，就把持有的美国财政部国库券差不多都出手卖掉了。
    一场危机所改变的
    2008年9月15日，持续一年多的美国“次贷危机”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病情恶化，尽管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制造了后来的名言“大者不能倒”，但金融巨子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最大事件。
    不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9月15日，我离开美国回国，旋即到德国首都柏林参加德国国际问题研究所（SWP）一个关于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研讨会。在柏林，看到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德国《明镜》等报刊上关于金融危机的大量恐怖报道。与会的欧美学者许多跑题，即抛开了亚洲话题，转而涉及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我从网上得知，包括布鲁金斯学会等领先美国智库在内，放下其它焦点话题，几乎全面转向金融危机。
    在我后来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观察和研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时任欧洲中央央行行长特里谢于2009年10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CFR）报告中指出的：金融危机超出了现有经济学教科书常识范围，解决本次金融危机没有教科书答案（大意）。
    2014-2015年，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变得愈来愈严重。希腊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加剧了。但是，到底如何解决希腊危机？有不少评论家指出，无论是希腊，还是德国等欧洲人，仍然用老旧的办法，而不是21世纪创新出来的方案对付希腊危机。
    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科学及其转换出来的公共政策范式，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失灵、实效和失败的局面。为了解决问题，面向未来，必须有全球化时代的新的社会科学范式，尤其是新的在各个层次上的治理之道。
    全球治理的理论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是新的社会科学之一。解决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新的全球挑战，更加需要全球治理。
    1997年，亚洲部分国家（韩国、菲律宾、印尼等）爆发金融危机。为了在全球层次上应对金融危机，德国等欧盟国家发起在1999年建立了G2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G20的创始国。
    G20是全球治理，而且是务实并充满愿景的。
    从1999年到2008年，G20默默无闻，只有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但2008年金融危机大敌当前，美国当时的总统、英国首相、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以及七国集团（G7）束手无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致想到了G20，决定建议G20其他国家同意让G20升级为政治首脑会议（峰会）。即将下台的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届G20峰会，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则接过美国的主席国身份，于2009年3月召开了第二次G20峰会。这两次G20峰会均为紧急峰会。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参加了这两次峰会，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参加以G20为框架的国际多边为解决金融危机付出努力。
    2009年1月就任的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是重视G20，对付金融危机的挑战。奥巴马参加了G20伦敦峰会，并于2009年9月在美国老工业城市匹兹堡举行了第三次G20紧急峰会。匹兹堡G20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规定：“G20是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这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管理世界经济的小多边论坛G7不得不让位于G20。
    然而，国际政治远比世界经济复杂。匹兹堡会议宣布的G20的使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达成。G7继续存在，且试图在G20中发挥主导作用。
    2010年的G20峰会在韩国举行。这是首次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举行的G20峰会。这次峰会达成了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的协议。但是，自首尔峰会以来到现在，5年过去了，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IMF）的改革主要由于美国的不作为而搁浅。
    大国的国际领导权
    新兴大国，主要是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以及后来的南非（这五国构成所谓“金砖”合作）联合起来，在G20中举行峰会；同时，金砖合作从2009年在俄罗斯举行第一次峰会，到2015年金砖峰会又回到俄罗斯。金砖合作成为与G7并存的新兴全球治理机制。在G20中，G7和金砖合作形成引人注目的互动，甚至是微妙的政治对抗。
    自从G20峰会在G20中诞生，我就开始深入研究G20，在美国、欧洲、亚洲和中国国内等参加了许多关于G20的研讨会，发表了不少关于G20的评论介绍和研究文章。这8年，我居然成为了一个“G20问题专家”。
    中国在2015年加入了G20的执行机构“三驾马车”，并为2016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做准备。2017年，中国仍然将留在G20“三驾马车”中。也就是说，从2015到2017年，是G20的中国领导时刻。过去，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很难谈得上“国际领导”，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的上升，使中国不得不担当国际领导。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肩负着国际领导责任。这里的国际领导，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的最重要一部分，即国际领导权、国际领导地位和国际领导作用。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领导作用不是很明显，贵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经济大国的我国的国际领导权有限。而且在“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下，我国在多数的国际过程中“不带头”。但中国毕竟是大国，不仅不能自动放弃国际领导，而且必须争取和增强中国的国际领导权。我在2010年就发表了一些论文，呼吁改善、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问题。
    金融危机为增强、提高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提供了历史机会。中国对G20峰会的全面参与，以及在政府间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上发挥了一定的国际领导作用，为全球治理的进展做出了贡献。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东南亚的印尼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提出陆海相连、中国与世界对接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一计划提出后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不管是欢迎、接受还是疑虑甚至抵制，“一带一路”改进了中国的国际领导权。亚洲和全球都看到了中国恢复了国际领导能力。
    中国发起成立的多边的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亚投行（AIIB）可以说是过去8年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彰显了中国金融外交的成就与成功。仔细研究亚投行在2015年6月通过的《章程》，即使亚投行的怀疑者，也不禁对亚投行未来的成功充满信心。这一《章程》受到国际好评，是中国国际领导的具体体现。
    从中国在G20中发挥领导作用到“一带一路”，从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到发起组建新的多边组织，至少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已经有了让我们自豪的国际担当和国际领导。这是历史性的，由此，毫无疑问，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2015年7月22日，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讲话称：中国人搞世界一流的国际组织，以前是不敢想的，也是不会有的，但今天，亚投行正式成立的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在2015年年底展示在亚洲和世界面前。金立群指出：中国要办就办成一流，而且不同于现存的世界银行，要不就不办。当然他也指出，这不是“挑战”已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但中国人不应该掩饰自己主办亚投行的国际政治目的，只是中国人有必要向世界声明自己的政治目的：亚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行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够；中国要带动亚洲地区的共同富裕；中国塑造和生产新的国际规则，让这些国际规则管理世界，包括亚投行在内，按照国际规则运行，符合治理、环境、劳工等国际标准，而且亚投行将贯彻更高的国际规则。
    过去的8年，世界经济风云激荡，异常复杂。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