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亚投行引导新型全球化

    最近的热点集中在刷亚投行的朋友圈，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英国在最后时刻决定加入，然后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除了美日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全部加入亚投行。据悉这可能与中国表态不谋求因为一股独大而形成的一票否决权有关（当然中国会按照出资份额来宣示自己的合理权益），这会有效提升亚投行的治理水平，对比美国在IMF中的一票否决权导致的改革停滞，全球化4.0版本正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的全球化3.0版本。
    亚洲重回世界经济舞台中心
    无人会否认这是一个亚洲的世纪。在失去了200年后，亚洲再次回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在经济上的成就傲视整个人类历史，目前亚洲GDP占了全球的27%，而50年前不到5%。亚洲更强劲的内需增长正在逐步取代日渐疲软的欧美国家的进口需求，且亚洲长期供给能力仍然非常乐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将是未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东南亚、中亚也紧随其后。
    这样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需要范欧亚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的超常发展来支持。在交通领域，亚洲四大地区的交通设施水平全部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西亚与全球的平均水平较接近，东亚和中亚大约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南亚的交通设施建设最差，远远落后于全球和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考虑到南亚的人口密集度很大，因此会显着影响南亚该项指标以及下面涉及到各项人均指标的数值。在能源领域，亚洲四大区域的能源消费指标参差不齐。其中，东亚和中亚的人均电力消费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仍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西亚的人均电力消费接近全球水平的二分之一，而南亚的指标则继续远远落后于全球和亚洲其他地区。在电信设施领域，亚洲四大区域的水平依然差距悬殊。东亚和中亚的固定宽带用户已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而南亚和西亚在网络设施建设方面大幅落后，分别只占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九分之一。在农业机械化领域，亚洲除东亚外的其他三大地区发展程度相似，在农业机械使用数量方面仅占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城市方面，亚洲四大区域的城市化率普遍较高。除南亚以外，其他三大地区的城市人口佔总人口的比率均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介于全球平均水平和OECD平均水平之间。相比之下，南亚的该项指标距离全球平均水平还差大约10个百分点。最后如果以经常账户盈馀佔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一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可动员能力，东亚的投资能力最强，甚至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能力则呈阶梯式下降。
    分地区来看，东亚在四大区域内的治理水平最高，投资能力最强，但距离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仍然较远。中亚的治理水平仅次于东亚，但投资能力很弱，在亚洲各区域仅排第三，在交通、能源和农业领域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西亚综合治理水平落后于西亚、高于南亚，但是投资能力在亚洲区域最弱，西亚除城市人口比例外的其他指标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能源和电信领域尤其落后。南亚在四大区域中不仅治理水平最低，而且投资能力也很弱。在本文所列的六大指标中有五项约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2或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总体来看，亚洲四大区域在五大治理领域内普遍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距离OECD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差更远。此外，除了东亚外，其他三大地区的投资能力都很弱，即这些地区国家的经常账户大多为赤字。
    亚投行生逢其时
    亚投行适逢其时。 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获得许多国家积极反响。2014年1月和3月，中国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两次筹建亚投行多边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2014年10月24日，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将是一家政府间性质的多边开发银行，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它的业务定位为准商业性。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初步为1,000亿美元，实缴资本比例20%，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中方认缴比例最高。亚投行在全面投入运营后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同时亚投行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实现私营部门的参与，更好地支持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指出的是，亚投行是由中国创建或提议的五家新机构之一，其他四家机构包括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丝路基金以及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从亚投行的宗旨来看，亚投行希望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显然，亚投行的宗旨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吻合，是中国走出去，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利用好国内外资源，扩大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市场的重要载体。
    目前，活跃在亚洲区域的多边金融、开发和援助机制众多，其中业务全球性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专注亚洲或亚洲次区域的有亚洲开发银行（以下为：亚开行）、东盟开发银行。总体来看，亚投行和这些多边机制可以存在互补和合作关系，唯有亚开行和亚投行之间的竞争将会值得关注，因为两个机制的业务相似度高，而且主导国不同。
    亚投行亚开行存竞争
    亚开行对亚洲做出的贡献既体现在其对单个项目的资金支持，还存在于其对亚洲次区域合作的促进。以地缘影响更大的次区域合作为例，亚开行1992年倡议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后与其他多边机制和相关国家一起参与湄公河流域的治理，是目前亚洲运行比较成功的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截至2011年底，GMS共实施了56个贷款（赠款）项目，项目总额达到150亿美元，其中亚开行自身提供贷款51亿美元。 2001年，亚开行又倡议发起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前十年亚开行投入共150亿美元，其中近80%将投向了交通领域，计划于2020年前建成横贯中亚地区的6条交通走廊。此外，亚开行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个亚洲次区域项目，如印马泰增长三角区、东盟东部增长区、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南亚和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在贡献之外，亚开行也为主导国（美国和日本）获取本国经济和商业利益的重要工具。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亚开行贷款基本上流向与日本有着最大贸易利益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亚开行的采购中日本商品和服务所佔的比例往往占到40%~50%。此后，美国的影响力增大，美国公司已成为亚开行项目中商品合同和咨询服务工作的主要签约者，并利用对亚开行的融资来影响亚开行的政策。
    亚洲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大
    即便如此，亚洲区域内的开发金融的火力仍然未能全开。据亚开行经济学家估计，亚洲未来5年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从2015年到2020年，亚洲需要的基建资金总额约为8千亿美元，亚开行和世行两家机构的投资加起来尚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的10%。在国际需求萎缩、贸易放缓和跨国银行融资难度增大的全球背景下，亚洲对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给予了亚投行的参与国极大的信心和期望。美日因素不能阻止历史的潮流，亚开行和亚投行之间的些许竞争将使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受益，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的合作将会是主流。
    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一些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经济发展的重任，如何改善基础设施，扩大投资，降低失业率均是发展中的难题。亚投行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协调不同主体间资金和投资能力的供需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亚投行能够为缺少资金和投资能力不足的国家或地区提供资金和投资支持，另一方面，资金充裕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不仅可顺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且能够将国内过剩产能输出国外，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而扩大国家对外影响力。
    全球化4.0大宏图下，中国需要通过亚投行来协调各国经济利益，也需要亚投行来打破原有的利益集团。目前，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德、法、意三国政府也希望加入这一机构，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形成潜在挑战。美国对英国加入亚投行进行批评恰好能够反映当前全球利益中心的转移。
    从更大的图景来看，全球化总是关于贸易、投资、货币、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是上一轮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后原来循环良好的三个世界结构运转已经变得迟缓起来。而危机的原因就是全球化3.0模式。危机后的美国无论是因为制造业回归还是能源独立都使得它在需求和投射方面都更为内敛，这一方面会导致外溢效应减少进而全球复苏缓慢，另一方面在它撤离后的真空地带也会引发更多的地缘动荡甚至冲突，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
    谋划全球化4.0版
    因此为了突出重围，当下中国正在谋划全球化的4.0版本，考虑在这个版本中，对外利益交换的新的格局和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在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目前站在第三波开放大浪潮的起点：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往两次开放过程中中国实力相对较弱，只是全球化规则的适应者，当然也是受益者；这次对外开放代表着中国模式与全球全面对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力图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动摇者。短期来看，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长期来看，中国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前两次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进一步开放的试错成本与规划难度都很高；另一方面，本轮开放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速提升，必然会受到美国等旧制度维护者的挟制—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规划总战略十分重要。
    贸易方面，中国将面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等新协议的挑战，未来的看点在于传统製造业的升级与金融等服务业开放。长期来看，积极融入新一代协定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也符合国内改革的导向。但是，美国加入后主导的TPP不仅是对自身经济模式的推广，也是对中国的限制，协议对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国企限制、监管构架、甚至农业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中国短期难以接受。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加快与欧洲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围魏救赵，另一方面，会在亚洲继续推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合纵连横。战略上，中国希望在新一代协议中主动施加影响，融入自己的风格，并为国内的改革赢得时间；战术上，由于试错成本变高，中国打算通过自贸区的形式逐步探索对接新一代贸易协定的途径。
    投资方面，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伴随着地缘布局正逐步铺开。未来中国将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向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又是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向南，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在非洲，中国带来的是龙的礼物，以基建换资源：以国家力量支持企业扩张输出产能，以政治睿智和长远眼光打开非洲资源宝库。另外，中国资本在澳洲、南美等地区的收购和合作计划也徐徐展开。
    货币方面，随着贸易和投资主线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了自然的使命召唤。人民币的影响力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辐射能力同步发展的，随着贸易合作的深化与对外投资区域的扩张，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会顺次经历周边化、金砖化、亚洲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初期是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并行的，并伴随着人民币逐步自由浮动，香港和上海等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以及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
    新型全球化加速到来
    中国当下正在积极的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与世界的关系─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个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目标上，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的同时，打开新循环：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牢笼，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致最终的货币。
    如果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走出去的指南针，亚投行则是中国走出去的通行证。新的利益需求必然将更多的国家与地区捆绑起来，亚投行的成员国也会从传统的新兴经济体扩展到发达经济体，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出口。中国将利用这个契机，积极主动走出去、引进来，利用好国内外资源，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转型，而且能够满足其他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扩大中国对外影响力，重塑全球新的政治经济金融版图。
    我们相信全球化4.0正在加速到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