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服务主导助力经济“转弯”

    中国经济的问题关键在长期
    从2014年前两个季度的宏观经济指数来看，改革和调整结构是我们要稳步增长的一个关键。但究竟是更看重中长期发展还是短期增速，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短期，而是中长期。尽管短期的经济压力一定会有。现在迫切的要求是，在经济“转弯”的过程中，决策的思路要转变。思路不转变，放任经济按照原有的方式高速发展或者过度降温，都会引发严重后果。保持适度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优势条件在哪里?一个方面在内需和消费。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都将带来大量的消费需求。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中国目前的政策，对结构性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仍然很大。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政府对财富和资源的支配，由此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上，政府所得占比过高，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于投资，具有“亲资本”倾向，由此导致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劳动报酬占比偏低，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重生产建设、忽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重投资数量扩张，忽视消费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导致消费环境恶化。如果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额的迅速增加是有很大空间的。
    我们说在以消费拉动经济的转型中，政府的投资很重要，问题是投什么：是继续投资铁公基或重化工业，还是老百姓急需的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是严重不足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投资能带动社会资本投入。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些领域，行政垄断比较严重，社会资本难以进入，所以，放开服务业市场，释放投资的空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这很重要，也很急迫。而国有资本在重化工业的投资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天国企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公益性的投资，公益性投资做好了，就能发挥其在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中产阶级规模与发展进程不相宜
    目前政府已经做出了国家城镇化的规划。在人口城镇化过程当中，政府应当做什么?国家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45%，这个指标稍微低了一点，应该达到50%左右。再就是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上破题，这样才能使人口城镇化有动力和制度保障。最后是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政府投入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在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同样重要。中小城镇主要的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因为公共资源配置大多数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我们现在总强调产业，但公共资源的配置更是一个基本条件。有了一定的公共资源，人口就会向那里集聚、倾斜，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定的产业形成。在中小城镇发展上，第一位的就是公共资源配置。在这方面，政府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利用市场机制来激活社会资本，采取多种政策来支持社会资本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中国要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已经成为各方共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阶段的变化，中产阶层在逐步成长，但中产阶层在整体规模上，与中国发展的进程不相适应，现在中产只有25%左右的比重。目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创造中产阶层形成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这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而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随着现在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十年将是中产阶层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果到2020年中产阶层发展的比重还达不到40%以上，那么我们所谓的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收入分配改革、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等目标，可能都面临着很重大且多方面的挑战。
    建立公共服务考核机制
    在改革的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型，如何能让地方政府从竞争主导型的政府变为服务主导型的政府?第一，中央地方关系要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第二，干部考核，要考核公共服务有没有做好，要从GDP考核为主要标准转向以公共服务考核为主要标准。第三，就是税收体制的改变，未来是建立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第四，金融方面的改革，即以投资型金融还是消费型金融为中心。服务性地方政府的考核也应当淡化GDP指标，从就业率如何、社保水平如何、公共资源建设如何、人民满意率如何等方面，建立一套评价体制。
    目前制约服务业发展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涕二，税收制度也严重制约着服务业的发展：第三就是服务业用地价格比工业价格高好几倍，有的地方达到四五倍，甚至低价、无价提供工业用地，目的是快速做大GDP。从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第一要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第二，用地政策方面要进行改革，至少要做到两类行业用地价格相当——用地价格过高使中小企业进入服务业的成本过高，将大大抑制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小企业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