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挥之不去的“投资依赖症”

    目前，中国经济对投资甚为纠结。一方面，必须对过去多年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偿还压力、资产价格泡沫、资源环境问题等进行处理，以致对继续高投资心存戒惧；另一方面，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控风险，又必须依赖投资。明明知道高投资副作用和后遗症大，但又不得不靠着它，呈现出“投资依赖症”（或“投资饥渴症”）的某些特征。
    依赖症本是医学概念，其原意是指病人为了获得某种身体和心理效果，对某种药物或行为存在依赖性渴求，以致成瘾成病。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为生产投入的基本手段，作为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最关键的是，投资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一旦形成某种格局，就存在“路径依赖”。不论是从其重要性来看，还是从其权益属性来看，投资都容易出现“投资依赖症”。
    对投资的作用和“投资依赖症”，不同学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派观点认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必须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不存在“投资依赖症”，其代表人物是林毅夫等；另一派观点认为，过度投资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很多，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正确动力；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需求边的投资和消费，而是来自供给边的力量——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有些争论是因为对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投资有不同类型：既有需求边的投资（投资需求），也有供给边的投资（投资行为、投资资金）；既有政府投资，也有社会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既有理性投资，也有非理性投资。这种划分可以澄清很多争论。如林毅夫侧重供给角度理解投资，他认为，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消费很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度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但批评者多是从投资需求角度批评林毅夫的，当然林毅夫本人也没有分清需求边投资和供给边投资。
    本文篇幅不容许对这些争论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想由此引出对“投资依赖症”的较准确理解。本文的“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
    投资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品的需求，是中间性、生产性需求（与消费需求作为最终性需求相对应），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决定，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财政收支、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是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政策变量。而供给边的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垫付货币或其他资源用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由收入水平、储蓄率和投资率等决定。
    “投资依赖症”主要指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具体表现为对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业投资需求的依赖，进而表现为对促进这些投资的财税货币政策的依赖。从投资主体分类，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社会投资由于受预算和投资责任的约束，依赖症的表现程度有限，故“投资依赖症”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还可分为理性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理性投资因受预算和投资责任约束而难以表现为病症，而非理性投资则因为“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追求短期效果，而成为“投资依赖症”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已出现了较明显的 “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在40％左右。若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投资率基本正常，如1995、1996、1998、1999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3．4％、34．7％、35．8％、36．6％。进入新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 52．3％，2009年达到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的比重偏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三林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上升，从1992年的27．8％上升到2005年的28．5％；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从1992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5％；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居民购房的快速增长，居民投资占GDP比重也呈上升势头，从1992年的6．7％上升到2005年的9．2％。2005年中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再次，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上），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大致符合此标准，故以此大致代替说明。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元，截至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436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投资依赖症”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缺乏约束的投资主体和赶超发展的意识。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下，在投资缺乏预算硬约束、投资失败责任缺乏追究的机制下，在赶超意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政府及其干部、企业及其管理者为了追求政绩和业绩，不计后果和可持续性，疯狂地进行各种投资，以实现自身的目的。
    “投资依赖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如造成产能过剩，增加债务负担，推动通货膨胀，引发金融风险，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加“寻租”机会，扩大贫富差距等。
    解决“投资依赖症”的根本出路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树立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市场的观念，放弃赶超发展意识和GDP崇拜，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全面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硬化政府和国企投资的预算约束，强化投资责任追究。总之，要主要依靠效率提高而不是粗放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