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2014：中国经济在新起点上转型升级——大转型：改革2.0时代的战略机遇

    【上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将更有望得以实现，也必将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也应看到，除国际经济整体复苏缓慢、不可预测风险因素诸多外，中国经济的回升基础并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风险因素较多。
    首先，资金配置扭曲，价格上升。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但是，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问题突出，资金链条不断加长，对央行的流动性政策越来越敏感，资金价格攀上新台阶。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及隐形政府担保，支持货币信贷的快速扩张，大量新增资金被直接或间接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2013年前9个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55.8%，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挤出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其次，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风险进一步积累。经过近年来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区域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三四线城市呈现住房和土地供给“双松”状态。由于住房供给持续增加，人口集聚速度趋缓，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但在现行财政框架下，为了推动市政建设和维持财政平衡，政府仍继续供应土地，导致住房供求关系更加宽松，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房价下跌泡沫破裂迹象。与此相反，一二线城市则呈现住房与土地供给“双紧”状态。由于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城市规模仍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刚性需求旺盛，但这些城市住房用地占比偏低，土地和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导致泡沫进一步膨胀。这实际上已成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最不可预测的风险点。
    第三，产能过剩严重，调整缓慢。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3545家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调查，71%的企业认为目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截至目前，企业设备利用率仅72%，比2012年低0.7个百分点。同时，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仅从2013年三季度工业用电量的变化可窥斑见豹，略见端倪：7—9月分别为3609亿千瓦时、3509亿千瓦时和3003亿千瓦时，这种工业用电量逐月下降的趋势究竟多大程度反映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值得观察，值得担忧。
    第四，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份额缩减。自2011年起，中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开始低于GDP占全球的比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下降。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2年出现十多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3年来依然延续了这种态势，尤其是9月份出口同比呈现负增长，值得高度关注。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2.5%左右，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仍可能对美元缓慢升值，而与中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本币大多保持弱势，将继续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上述结构性矛盾和风险因素的存在，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也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今后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守住风险底线，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微观政策放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稳中求进和以稳促进相结合，在维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区域性中小银行，优化资源配置，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态势，加强分类指导，减少一刀切政策，提高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健全落后企业退出机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努力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
    展望201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欧洲经济走出衰退将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但需要高度关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和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中国出口增长有望小幅改善。在居民消费升级、政府增加民生支出等带动下，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
    但相对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成长性行业对投资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尚不足，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高端餐饮娱乐场所有望积极面向市场转型，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综合上述分析，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略高于7%的水平，这将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健康发展的多种有利条件。比如，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红利必将更大程度释放，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复杂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孕育着新优势；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相结合，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全球化深入发展，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等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在2020年前，中国GDP年均增长仍可保持7%左右。按照这一发展速度，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翻番’”的目标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下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是现代化进程始终面临的课题，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课题，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迈入高收入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等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显得十分迫切。
    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既是发展阶段因经济增长不断跃升的过程，也是经济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发展阶段的转换，要求经济的转型升级；而经济的转型升级又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发展从较低的阶段跃升到较高的阶段。
    当前，关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一个被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清晰、明确的界定。狭义上理解，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涉及到经济结构的优化；广义上理解，经济转型还涉及到经济体制的转轨。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在体制上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从广义上理解经济转型升级，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具体地说，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涉及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换和升级。从需求方面看，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涉及到经济增长是主要靠内需拉动，还是主要靠外需拉动；是主要靠投资拉动，还是主要靠消费拉动等。
    二是经济增长投入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从供给方面看，支撑经济增长的有资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涉及到经济增长是主要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来支撑，还是主要靠知识和技术来支撑；是主要靠低水平的技术来支撑，还是主要靠高水平的技术来支撑等。
    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商品和服务由不同的产业创造。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涉及到国民财富是主要来自于第一、第二产业，还是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是主要来自于低附加值的产业，还是主要来自于高附加值的产业等。
    四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转换和升级。体制机制既决定于发展所处的阶段，又对发展有反作用。良好的体制机制，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严重缺陷的体制机制，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方面的转型升级既涉及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
    当然，经济转型升级还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城乡区域结构合理化等内容。但是，上述四个方面，应当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最应当引起关注的方面。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着大调整，未来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可能延续较长时期，中国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会再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演进。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多极化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7%上升至2012年的11%左右。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4%左右上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接近40%；而美国同期的贡献却由30%左右下降至10%左右。西方国家虽然希望继续分享中国稳定发展的红利，但不愿意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会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如汇率操纵指责、贸易制裁等等。不仅如此，从增长的长周期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调整期。全球针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各项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而且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重大技术变革尚未明朗。因此，全球经济将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国际环境。
    第二，结构调整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围绕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在竞争中取胜的根本需要。金融危机之后，结构调整迅速被发达国家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重要举措，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拾实体经济。美国先后发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英国加大了创新投入，支持九个创新制造中心建设；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发布了各自的工业振兴计划。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手段，力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技术制高点。
    第三，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靠资本高投入、劳动力充足供应且低成本实现增长的模式难以维持。近几年来，中国正逐步迎来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转变。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2012年第一次出现354万的绝对量下降，而且预测至2020年都将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下降，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将继续上升。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抚养压力开始上升，超高储蓄将逐渐成为历史。
    第四，资源、能源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的环境污染已经逼近人民群众可承受的极限，推动集约发展、清洁发展事不宜迟。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强度开采，国内部分资源和能源已经接近枯竭，
        
    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非常之高。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国际资源能源市场争夺战将日趋激烈，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低价时代将很难再现。资源、能源高消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2013年入冬以来出现持续数日覆盖中东部地区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雾霾，不少城市空气中、重度污染天数越来越多；当前水、土壤的污染亦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状况，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也越来越低。
    第五，中国正处在由上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国已成功跨过上中等收入社会门槛，正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国际经验表明，由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往往伴随着消费结构的重大升级，对传统的消费品的需求将下降，而对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将快速攀升。此外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已经超过50%，未来将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将促进信息、旅游休闲等服务需求的增长，也会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适应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
    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首先，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依然偏弱。金融危机后，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仅7.2%，2013年1~11月份累计增长8.3%，与这之前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20%左右的增速相差甚远。在外需不断下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比前些年有所提高，达到49.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低20到30个百分点，而且消费比重的提高还有出口、投资增长幅度下降的因素。培育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主动力作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资源、资本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成本的要素投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没有实质性的转变。2012年，我国能源消耗量达到25.3亿吨国际标油，超过美国同年的14.5%，约占世界总消费的20.3%。在我国人口红利减弱、耕地红线逼近、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由于对自主创新重视不足，我国产业发展仍缺乏核心技术，长期依赖外来技术，我国的创新系统还未能成为支撑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取得进展，第二产业比重已经从2006年47.9%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的45.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高。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二产内部的占比过高，且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我国粗钢产能在2012年底就达到10亿吨左右，到2015年预计达到11.2亿吨；而中国钢铁消费预测会在2015年出现峰值，也就7.5亿吨左右。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复杂资本品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装备制造、关键零部件、高端原材料等大多需要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有所增长，2012年达到44.6%，但研发、营销、金融、保险、物流等对于经济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
    第四，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个框架还不够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方面，政府在投资项目审批、要素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越位”的情况，寻租和腐败多发，抑制了市场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毫无疑问，在政府与市场这一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真正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促进集约发展、清洁发展，形成消费与投资协调、内需与外需协调、一二三产业协调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组合驱动，转向更多地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这就需要：
    首先，转变发展观念，正确把握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客观事实，如果再像过去那样“铺摊子”、“上项目”，不仅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更紧，不利于转型升级，而且会留下很多后遗症。要彻底转变发展观念，摒弃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的错误思维，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有效益、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其次，处理好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深化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效应消化期，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这就要求必须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既要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充分就业，防控风险、守住底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又要服务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和创造活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三，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要牢牢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加快构建与绿色发展、新能源、信息化高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要努力营造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强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土地等领域政策的协调性，引导更多生产要素投向实体经济和创新领域。要大力强化生态环保和节能减排，提高环保标准，严格环境监管，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增长点。
    第四，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原动力。要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公平竞争和包容宽松的创新环境。要完善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的实施力度。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技术交易、信息服务、人才服务等创新服务业，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形成激励创新的良好法治环境。
    第五，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健全体制机制既是转型升级的内容，也是转型升级的保障。其关键是创造条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证各类企业都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真正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同时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加强发展战略、规划、制度、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强化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优化政绩考核机制。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经济转型升级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发展阶段出现新变化，经济也必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升级。面对经济转型升级这一永恒课题，我们必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实践探索，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来源:《新经济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