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中国奇迹是如何出现的？

     
    中国过往30多年超常规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有人认为是由于长期牺牲消费。不错。过往三十四年，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消费规模或消费水平的增长也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千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过度投资、浪费资源。不错。如上所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即每新增一元GDP所需要的投资，按此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并不差。改革后头十年，资本产出比为3.38，近十年资本产出比为4.10；横向比较，这一数据并不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到2010年的此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纵向来看，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提高，但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随着这一阶段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成长，资本产出比例将趋于稳定或微降。
    还有人将中国快速增长归因于人口红利。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包含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而造成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技术创新，尤其是产业装备水平的提高。那么，有多少新的产品和部门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有哪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建成如此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就工艺而言，中国制造的水平和制造效率的提高世所公认。从单位发电的煤耗、单位钢铁的电耗、单位水泥的能耗、主要工业产品的消耗，乃至单位发酵产品的酒精消耗等等，都在持续显著下降。时至今日，中国即使在全球科技的前沿领域，也正锐意进取，稳健攀登。
    显然，中国发展奇迹既非依靠压低消费，也非粗放低效。那么它的原因何在？
    中国特色体制的四大支柱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奇迹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一个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
    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四大支柱：一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了三大市场主体；二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三是包含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了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复合型国家理财；四是通过把国家顶层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和短期宏观调控相结合，形成了分层整合的国家发展管理体系，从而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中的被动式宏观干预。这些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而上述四大支出共同发挥作用，为中国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与体制基础。
    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企业投资水平
    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发展管理有效地提升企业的市场行动能力。由于分税制与地方分权，地方政府成了辖区经济发展的直接组织者与受益者；由于地方间横向竞争，地方政府又必须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发展。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既是国家政治科层中的一个层级，又是具有投资与发展功能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成了维护市场（Market-preserving）的学习型组织。
    其积极作用包括：1、通过地价/税收优惠及投资引导与补贴等招商、助商方式，构建了某种“投资激励体系”，直接降低企业资本形成所必需的创业投资规模，进而引致企业边际投资效率提高。而企业投产后形成的增值税、所得税、个税等直接财政收入，加上就业增加和商务关联活动的扩展及其对地方商业、服务、房地产的推动等间接效果，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补贴，成为对企业未来收益分享权的某种投资；就是说，这部分财政收入不再是简单的税或费，而是投资带来的收益。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通过创造未来收益，具备了可持续性。
    2、通过提供类似西方企业“总部服务”的助商活动，帮助企业显著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主要指企业与企业之间打交道所涉及的成本，比如信息、研究、合约的谈判、签订和执行过程中的各种费用。而实际生活中，企业与非企业主体（如居民、NGO组织、媒体、政府部门等）打交道所牵涉的困难更多，达成协商解决的难度更大，这也造成了西方国家许多基础项目往往拖延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上马建设的局面。但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对项目立项、审批、征地、融资、基础设施配套乃至人力资源安排等方面起牵头推动之职责，从而能更有效地解决企业-非企业之间的交易协调问题，大大提高效能、降低交易费用。
    总之，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不仅有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构成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还有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降低广义交易费用，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中企业界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可见，地方政府的发展谋划协调不仅没有抑制市场活力，而是提升了企业的市场行动能力，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的良性互动。
    3、通过推动协调行政审批帮助企业解决“部门官僚主义”的困扰。针对市场正常运行要求，安全、环保、公平秩序等各类监管性行政部门应运而生。因而“部门官僚主义”也就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推动公共部门改革旨在缓解这一问题，但收效有限；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表现为行政低效与贪腐并驾齐驱。中国由于地方分权，将地方领导人转变为自主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成了企业家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伙伴。而地方领导与中央部门官员之间具有经历、经验、话语诸方面的共同性与职位可互换性，使得其可以比企业家更有效的化解部门官僚主义。这是中国项目投资的审批效率大大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
    但是，企业超常投资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要避免生产过剩，必然需要创造额外的宏观需求，而这就涉及中国中央政府的战略拓展功能了。
    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为国民经济成长打造了支撑性环境
    西方政府除了法制与产权保护等公共服务及物品的提供，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干预。但中国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国家领导层必须为长期经济发展负责；而在现代世界各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条件下，意味着必须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战略决策；又因为国家面对体制改革与工业化发展的全面变革，意味着必须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为此，中国逐渐建立了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相结合的国家发展管理职能，比如打造长期发展战略愿景，制定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实施短期宏观调控、市场干预与渐进改革等等。这标志着中国的国家经济职能大大超越了西方过去的“守夜人”和被动式宏观调控者的角色定位。毋须讳言，在产业政策、短期宏观调控及市场干预等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着诸多失误与需要解决的机制与流程问题；但是也应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国家战略目标，从翻两番、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明确性、坚定性与连续性有目共睹，这些战略目标的落实与实现程度更令世人震惊，可以说已经超越世界上任何政体形式的任何国家！
    就上述解决过剩产能的大问题而言，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及时抓住全球化契机，克服重重障碍果断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才能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所提供的“国际超级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超常投资与增长创造了额外市场，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近二十年中持续高位运行，缔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
    本人研究揭示，中国经济三十四年高达9.8%左右的年均增长中， 大约7%来自市场经济常规经济增长，其余2.5%则源自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超常增长。这2.5%左右的超常增长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假如在过去三十四年中，中国像印度那样选择常规市场的均衡经济增长路径，那么，就会失去每年2.5%的超额增长， 2012年的中国GDP总量就不会是51.9万亿人民币，而会是低于25万亿。
    但是，在各级政府参与推动的高速增长中，不也积累了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吗？这些债务是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巨大风险？这涉及到对中国财政结构与功能的定位。
    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管理实践
    现代西方公共财政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收入与支出管理。但中国还存在国家的资产与负债管理。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必然需要介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投资引领；上述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体系形式上是财政优惠补贴，但却产生出未来收入流或生产性资产；而国企与国资的存在也是中国财政体系必须包括的内涵；更为要者，未来城镇化中数千万亩土地从农用转为城市工商用地，期间蕴含着天量的“土地价值原始增值”的合理分配，肯定也与中国财政结构息息相关。上述各种生产性、基金型资产的存在，必然会有对应的负债，及相应产生的收入与支出。简言之，除了公共服务型的收支，中国又有建设发展方面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支出。因此，中国财政必须是同时囊括收支损益核算、资产负债平衡与现金流量管理的复合型体系。
    目前，普查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非常必要。虽然有资产就必然会有负债，但资产负债率的控制必须到位。从全国而言，目前的负债率肯定还在合理范围内；但问题核心不是负债数量，而是风险管理机制。这方面既要改革，更多是要建构，急需研究变动中的现实，提炼理论与政策，引导中国新型国家财政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如何改革现行三维市场体制问题？
    现行三维市场体制的问题何在？如何改革？
    目前有关这方面议论很多，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其一，国企“所有者缺位”和垄断经营。确实，大型国企没有明确的真实所有者，所在行业也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竞争。但是，二者皆非国企之过。就所有者而言，今日美国财富五百强企业的主要股东基本都已变成由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社会公益基金等机构投资人形成的“替身所有者”。因此，中国央企与美国大型企业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所有者缺位”，而在于替身所有者的不同：美国为各类投资机构，
        
    中国则是国务院国资委。故效率比较的关键在于，国资委与市场性机构投资者之间，作为替身所有者，谁更有效？显然，在实践检验之前，简单地用“所有者缺位”否定国有企业，是没有根据的。
    就垄断经营而言，同样是经济规律使然。现在央企所处的主要行业，举凡能源、航空、铁道、电信等等，国际上也都是少数巨型企业之间的寡头竞争。既然是寡头竞争，行业利润自然高于自然竞争的部门，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较高的“垄断”利润归谁所有？如果通过健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的预算制度，那么资本化的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依托。
    故国企改革的出路不在私有化或完全竞争，而在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自主制度创新，比如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国有资本管理方式的社会化、权益化及年金化；再比如选择性开放行业准入、增加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入竞争形成压力；还有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总裁团队的职业化与市场化等等。
    其二，政府过大。其实，如果和现实中西方大国的政府比较，中国政府规模是否过大？虽然媒体言论对此不容置疑，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现实正好相反，中国公务员相对规模显著小于国际平均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而且，在全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下，古典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小政府也根本无法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国家级的战略领导和管理部门；现代市场秩序的维护，需要环保、安全、质量、资源、城管、网管乃至新闻等诸多方面的规制与监管机构；现代城市化基础上的公民社会的运行，又需要民政、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而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必然要求专门的收入再分配及其配套的社会福利部门。
    总之，现代政府必然是相当规模的正规组织。中国政府的问题与其说是规模过大，不如说是效能与廉政水平亟待提高。
    其三，官员腐败。在用公共收益权设租寻租、用合法伤害权攫取私利、用助商的管理服务换取灰色收入和官员家庭直接经商等多种形式的腐败行为中，危害最大者当是官员家庭直接经商。一旦处理不当，将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泛滥。因此，解决腐败问题实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
    但是，考虑到中国两千多年官本位的传统及人情社会的历史背景，腐败问题很难通过一两次大规模的运动被解决。寄希望于西方式“宪政改革”无助于事，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巨型国家中，西式宪政的党派竞争极易酿成狭隘利益集团的泛滥和僵持；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体系的运转失灵。相反，廉政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则是依靠自主的制度创新，建设起适合本国国情的反腐体制。故中国廉政建设的出路在于政府再造，通过实事求是的持续自主创新，逐步打造切实有效的中国式廉政管理制度。
    其四，环境污染。解决环境问题确实已迫在眉睫。但应看到，污染是现代产业经济体系的内生问题，污染的程度取决于环保标准及执行力度。而标准的背后则是企业装备的投资和运行成本问题，故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先环境污染、而后加以治理的历史过程。
    以中国今日的发展水平，提高环保标准，降低污染程度，尽快恢复生态环境的质量，确实已是当务之急。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环保标准的残缺、偏低、滞后，执行过程不力，罚款代替治理。因此，环境保护靠不了自发的市场力量，还得通过政府改革，实施环保部门的组织和业务流程的改造。
    其五，市场失序。诚然，从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市场诈骗、到征地纠纷、群体上访等等，确实表明中国目前的市场秩序令人担忧。但是，问题在于，哪一个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经济转型阶段没有经历过此类困扰？进一步市场化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显然，这些由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无法依靠市场本身解决；出路只能在于法治与市场规管。而目前这些问题持续存在，根源不在市场规管本身，而在于市场规管失灵；解决市场规管失灵，只能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六，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从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来看，由改革初期的0.317升高到目前的0.474，虽然并不高于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大国，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应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比如将基尼系数降低到发达的中等规模经济体的水平。
    不过，自2007年由劳动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实已经在改善当中，说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能力。其实，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更大力量，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其来源一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二是权力介入收入分配。因此，收入分配的改善不可能完全依靠常规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应对之道，除了大力抑制权力性收入，也必须矫正财产权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分配不平等。而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有资本和国家理财的存在，为抵消财产权对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综上所述，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与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故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完全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解决目前弊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也不需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真正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理性地认识现行体制和常规市场经济两者各自的利弊，持续进行自主的体制创新。我认为，如果说前三十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政府再造，通过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化和政府业务流程的变革，建构市场与政府共生互补的新型市场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