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各个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的主流模式相比，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与竞争性企业体系并存互动，从结构和功能上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有可能形成某种与西方市场经济并存的新的市场体制类型。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可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国家经典的“二维市场经济”相对应。传统的或经典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两大经济主体，一个是国家或政府，一个是企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轴。政府管的多了，市场经济的程度就低一些；政府管的少了，市场的自由度就高一些。这是一个两维的关系。但在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体制当中，却是“二变三”。一是中央政府，一是竞争性企业，相当于经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两个概念。但是，我国还多出来一个经济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
    这里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系统，和竞争性企业所构成的主体系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看法的依据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大和多，不像一些小国家，我们有两三千个县级政府，几百个地级市。这些单位既是政府，又承担了经济发展的功能，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政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履行治安、法治、社会管理等任务，这是其公务职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命并有动力从事投资开发、扶持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这是其商务功能。就其商务功能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竞争性主体系统和企业构成的竞争性市场系统，既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我把这个包含竞争性地方政府系统的特殊市场经济成为三维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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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维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经济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即从价格的决定、投资规模的形成、到就业和劳动力的流动等资源配置的主要方面，基本上都由市场力量决定；但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中的地方政府主体又具有政府的性质，所以它的经济行为又和纯粹的企业不同。因此这一系统产生的经济规律和典型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事实上，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经济”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与欧美“二维市场经济”相比，在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水平上明显较高，企业的边际投资率高于典型二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第二，企业和非企业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可称为“第二种交易费用”）显著降低。在典型的二维市场经济中,“企业——非企业的交易合约”通常是通过法律、审计、政治游说等中介服务行业来完成的，往往费用高而效率低。但在中国,地方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的各种“管理服务”,为交易商谈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导框架甚至仲裁,虽然不一定公平,但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企业——非企业合约”的问题；第三，由于国家级的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遇到了竞争性地方政府这一力量的参与，故而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具有相当大的地方参与的分权互动型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调整体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地方政府系统参与建构和调适国家级经济法规政策的理性表达。如能建立正规机制使这类表达制度化与规范化，则可望形成某种兼顾分权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国家长期法政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即在于包括地级市和县在内的几千个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平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试验创新，中有多存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场。可以说，正是这一中国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孕育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或“重建”；虽然这一改革还有大量问题有待探索，但其作为中国原创的自主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并且已经开辟出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这一特色体系必将继续其自主演化的优势，在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作者史正富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