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喜科：农民就地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又一出路

    农民的“市民化”应该有两个面，一方面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一方面是农村农民的市民“化”。而目前我们只关注了第一个方面，忽视了第二个方面。
    近来大量的文章提到关于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提出解决市民化的重要途径是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给予进城农民市民的身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必须解决两大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一是进城农民的教育问题，如果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意识阶段，就是解决了居民的身份，是“市民”了，其本质上还是没有市民“化”的农民；二是把眼光只盯着城里的农民，却忽视了广大农村农民的市民化，这将对广大农村农民实现市民梦带来不利影响。实践证明，只要身居农村的农民得到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有了适宜的产业，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生活品质得到提高，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却是市民“化”了的农民。这种农民的市民化，是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外延的有益拓展，会使农民的幸福指数更高，对广大农村实行社区化管理更具有普遍意义。
    新型城镇化传统建设模式问题频出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被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所津津乐道，然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却问题频出。
    从城镇化的指标体系来看，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据国土资源部透露，从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人口城镇化率与土地相比，大概慢了10个百分点。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使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1990年到2000年，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2010年又增长到4.05万平方公里。从人口城镇化的指标体系来看，更是存在虚高、被城镇化等严重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我国52.57%的城镇化率中，按户籍人口统计，只有35.3%，另外的17.3%是常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大约有2亿多人。人口城镇化率虚高严重，这些人是典型的“被城镇化”，他们既无法公平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配套，又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社会保障。
    简单地让进城农民“入户”已没有吸引力。改革城市户籍制度门槛是目前城镇化的主流观点，众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户籍制度门槛将农民工阻挡在城市之外。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并没有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解决方案。现实情况是，政府对进城农民教育的缺失以及农民工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和对自身能否融入城市的不自信，是农民难以成为市民的真正阻碍。
    农民工的文化、收入、职业水平都难以让他们在城市生根，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只能让他们勉强维持生计。从统计数据看，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但是，从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以下占了89.6%（其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3%，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10.4%；从就业领域来看，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从事制造业占35.7%，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12.2%，批发零售业占9.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6%，住宿餐饮业占5.2%；从收入水平来看，2012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
    从户籍试点城市来看，其结果也与笔者观点类似。日前广州市推出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查得知，60%的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担心入户城镇后会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失去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等权益，而预期的权益又难以保障；二是担心生活压力大，50.8%的受访农民工不愿入户是担心租不起、更买不起房子，18.3%是因为收入不高，觉得生活没保障；三是担心工作不稳定，11.4%的受访农民工因担心就业不稳定而不敢入户；四是农村环境逐年变好，农民工认为在城市定居没有明显优势，返乡工作还可以兼顾家庭。
    我国的城镇化道路究竟该怎样走？学术界、官方都在积极开展着热烈的讨论。户籍制度放开、进城农民市民化等成为主流观点，但是，都忽视了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就地市民化，恰恰是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且近年来，由于农民工进城，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春运问题等，让人揪心。而农民的就地市民化，则能让以上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农民在自己住惯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实现市民化的梦想。
    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十八大报告精神，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本届政府已经将新农村社区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应由“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新社区建设”三部分组成，这里的“新社区”，就应该包括新农村社区化建设。
    今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专程到南京考察科赛集团新农村建设项目时指出，“科赛模式”最大的典范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用市场化推进城镇化新路子；二是证明了农村社区化建设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为农民就地市民化寻找到另一条途径，农民身份虽然没变，但却过上了市民化的生活。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把产业支撑、工业发展与社区建设衔接起来，加快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在农村地区按照新的村庄规划建设的具有社区服务和管理功能的新型农村居住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其实质就是以城镇化的理念改造农村，以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农村，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支撑农村，最终让农民实现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与提升。
     
    农民就地市民化的四大举措
    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实践中，走出了一条通过社区化建设以及导入和培育产业帮助农民就地市民化的道路。南京前石塘村社区化的成功建设，将农民从最初的人均年收入1万元的小村庄提高到5万元左右。前石塘村从落后的小乡村摇身一变，成为村容村貌整洁、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的新社区，先后荣获“江苏省康居示范村”、“江苏最具魅力休闲乡村”、“南京十佳魅力乡村”、“南京市乡村旅游示范村”等众多殊荣，农民实现了就地市民化。按照科赛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农村农民实现市民化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一）实现农民主体地位
    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根本就是改变传统的由村干部主导产业发展并进行社区管理为主的模式，让农民参与到各项活动与管理中来，成为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指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农民主体地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的决策主体地位，涉及到农村的所有重大事项，如产业的导入与培育、征地拆迁补贴、房屋的建设样式等等必须有农民代表参与决策；二是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新农村建设中，产业项目的导入必须符合农民的要求，必须是农民能够落实并掌握的项目；三是农民的社会活动主体地位，农村是广大农民的天地，农村的娱乐、教育、卫生等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必须符合农民的需求进行设置，并由农民参与开展。三大主体地位实现以后，农村社区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新型社区。
    （二）导入适宜的产业
    从事第一产业为主转移到以二产、三产为主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社区的农民仍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但这时的农业是规模农业，集约农业，由少数农民从事较大面积的农业生产，社区的大部分农民从事的是二三产业。培育产业，首先是实现农业规模化和农业产业化。把现有的一产做大做精。只有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其次是导入适宜的二产和三产。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和粮食、农副产品加工业；依托特色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农村商贸等第三产业。在二三产业的发展下，农民不再是传统的以种地、打工为主的农民，而成为在家门口上班、经营并拥有少量土地耕种或出租的现代农民。
    农业合作社模式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外较成熟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瑞典农业合作社有600多个，按照专业类型有20多个，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不足10%，农业劳动占全国劳动力不足4%，却稳定保证了农产品的供应，合作社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农村社区实行合作社模式，可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可以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经济效益，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多种问题，包括宣传不到位，法律地位不明确，政策不配套，技术和管理水平低、对农产品销售环节把控力差等问题，亟待政府部门给予解决。
    （三）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农民享受到市民的居住环境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让农民住进楼房，更重要的让农民的居住环境达到市民的标准，广大农村缺乏的并不是新房，而是公共配套设施和服务。公共配套包括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养生养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要明确公共服务配套的范围、数量、辐射半径和质量标准等。
    但是，农村居住环境的改造一定不能采用简单的现代化模式，最终做成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混凝土，必须要深挖当地的文化，立足区域的民族风情，打造具有浓郁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建筑。缺失了文化的村庄，就像缺失了灵魂。这也是国外新农村建设带给我们的经验。
    （四）提升农民基本素质
    农民达到市民的素质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目标。只有农民达到了市民的素质，具有相对比较高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卫生健康和民主法制水平等，才真正成为市民化的社区居民。农民达到市民的素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文化知识的培训，把农民传统的小农意识，转变为尊重契约精神的现代新型农民，也是发展二三产业必须拥有的素质；二是文明用语，文明用语必须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三是文明的行为举止，日常的生活举止要符合现代市民的标准，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涂乱画、不公为私用等。
    农民素质的提升，也要尽量保留地方居民中特色的文化，如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等。比如苏州近年来在公交车报站中使用苏州方言，让城市在中西合璧中充满地方特色。
    作者系苏州科赛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