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人口红利没那么重要

    “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指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高给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好处，一般是用“抚养比”，即被抚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口红利的变化，抚养比越低，则认为人口红利就越高。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人们也经常会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及政府官员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而最近，有不少专家学者，如社科院的蔡昉和高盛的哈继铭，认为中国的人口拐点将到来，“人口红利”将消失，这种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概念并不成立，而“人口红利说”充满谬误。这种学说只看到人作为“劳动力要素”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的“创造性”这一面，即这是一种生产要素论，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相当于那些认为一个国家，假如有丰富的矿产（等同于大量的劳动力），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好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事例证明经济发展和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资源禀赋好的落后国家有的是。
    可见，重要的不是要素数量和质量，而是人能不能高效地使用要素，即取决于人本身，而不是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质量高的要素，在没有配置能力的人手中也是白搭，而质量低的要素，在配置能力高的人手中，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比如被人口红利说轻视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其社会贡献绝不比大学中的教授、博导少，因为前者是被市场、被企业家配置的，而后者是受政府配置的，容易成为体制内的寻租者和寄生虫。
    人口红利说强调的是“人口的结构”，认为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试想假如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年轻人都考公务员，进入了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那么年轻劳动力的比重再高，于经济发展也是无补的，这种学说不考虑劳动力是如何被配置的，只是简单地“数人头”。判断劳动力存量的多寡意义不大，人的思想、知识、技能和创造力不等同于劳动力的人数，是无法被量化的，而人口红利说根本没考虑这个方面。
    还有，持有人口红利说的人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总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如何如何，他们不知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结构是怎么样的已经不再重要，通过国际贸易，相当于在利用其他国家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一个国家如能充分使用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这个国家就是成功的，否则他本国的劳动力结构再怎么好，年轻人口再多，都难以取得成功。可见，人口红利说是一种封闭的学说，无视国际分工的重要性。
    人口红利说认为老年人是非生产性的，人口的老龄化将导致经济的衰退，这也是不成立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很多老年人都在家帮忙照顾孩子、做家务，这显然是生产性的劳动，但即便老年人不劳动，也不能被视为抚养的对象，是“社会的”负担，在合理的退休和养老制度安排下（比如自己决定退休年龄），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就开始储蓄，年老时使用自己的储蓄，从而是他们自己抚养自己，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资本得到积累，人们享受资本红利，老龄化也不成为问题，所以，关键是有没有促进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而非人口的结构怎么样。
    这也意味着人口红利说根据年龄，把总人口区分为“抚养的人”和“被抚养的人”，并把它们的相对比例来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很武断的，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而且这种学说也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和人口结构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并不意味着资本积累的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即我们其实很难预测，一个社会中有创新能力的人有多少，这些有创新能力的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人在年纪较大时仍然保持了活力和创造性，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家更是如此，如巴菲特、默多克和宗庆后这些人往往是不言退休的，所以，年龄确实已经不是问题，老龄化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创造力的衰竭。
    在政策建议上，人口红利说往往要求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因为根据这一学说，教育投资越大，人力资本积累就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一般来说是低效的，其结果是让人们在学校中学习很多没有用的东西，浪费资金，也浪费人们的时间，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就是“过度教育”或“错误教育”的例子。正确的做法是让人们自己选择接受多少教育，以及教育的方式，这样就需要一个市场化的教育体系。
    最后指出，本文对人口红利说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诸如人口资产、人口负债、人力资本、人力资源以及人口素质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