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

    当前，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在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就是说，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正是由此，大家高度关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信息。
    转型改革首要任务是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仅在于这些年以欧美为重点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大GDP而投资，带来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使产能过剩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甚至绝对性的突出特点。这种情况下，投资主导的增长还能走下去吗？还能再走10年、20年吗？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型。
    近两年，中改院提出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断：第一，投资消费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资主导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积累了巨大的经济风险。第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正处于重要阶段，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最大的优势。第三，经济转型的首要关键是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转变。第四，走向消费主导，不是投资不重要，而是重在推进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转型改革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从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投资冲动实质是政府的投资冲动，投资主导的源头在政府。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压抑市场活力。这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寻租腐败的体制根源。
    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是政府作用不重要，政府作用十分关键。问题是要把政府的有效作用建立在市场基础上，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激发市场活力。这就需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
    要以向市场放权为重点，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以行政审批为例，目前中央层面仍有15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地方政府层面还有1.7万项。从改革实践看，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大的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禁即准”是一个基本原则。前不久，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的“负面清单”管理，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把自主权还给市场主体的一次改革尝试。在我看来，加大市场放权力度，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重新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审批体制的关键所在。
    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
    当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客观说，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逐步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今天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病结”所在。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这里提出地方层面增长主义倾向的问题，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观分析形成竞争性地方政府的体制因素，寻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子。其中，重点在于，尽快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把推动农地物权化改革作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
    未来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这是因为，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