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三中全会”：博弈中国经济变革命运

    ● 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桎梏却依然在市场经济地位国最低端挣扎；
    ● 中国经济的质量、等级、品位、兼容性等，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阻抗；
    ● 中国经济领域，不仅需要对外开放，更需要国民待遇的对内开放；
    ● 中国历史上“三中全会”都以开天辟地性推进改革决心方略；
    ● 更重要的是，推进改革有决心、更要有民心，才能惠及13亿中国人。
    ●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说中国“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正面临经贸转轨的“十字路口”。
    要想真正推动中国领导层所提出的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和目标，仅靠经济层面的改革是不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例如被称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指的是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上存在64年至今很大差距的根源问题，造成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和农村划分开来的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户籍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64年的弊端之一，在于农民对土地只有耕种的权利，而不能通过在市场上买卖来取得适当的收入，全球国家几乎都是公有与私有制度并举；这些都是触及中国社会基础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表现出了希望打破这种二元结构的愿望，但要具体实施却并不容易。
    还有这个司法制度改革也应被提上历史日程，与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很不适应。要想发挥市场经济的根源作用，离不开值得依赖且具有高透明度的各种规则，但在现实中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却根深蒂固。习近平一上任开始就反复强调要实现司法公正，但中国司法公正是中国社会一直偏颇、64年至今的一种社会惯例。10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APEC演讲称，改革是“难啃的硬骨头”，打破既得利益藩篱成最大看点。党报媒体透露了三中全会改革路线图，即从以往的经济改革倒逼其它改革开始，发展为政治、行政改革推进深度经济改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G20峰会、亚太领导峰会，都强调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经济兼容的决心。现在，新领导层已经启动大半年时间，2013年也只剩下不到有60天。中国倡导扩大内需等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升级的李克强总理能否确立中国未来稳定增长的新路线？而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推动者？在预测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的中国经济前景之时，全球都密切关注的是将于11月9-1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在将未来中国确定中长期改革路线上，中国领导层是否会对改变中国35年来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动真格、建树起一种长久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将当然得到根源的印证、怎样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地位国”（全球约40个左右）兼容、融合、共同发展？
    10月23日，习近平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再次表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中国“习李新政”近一年了，已经多次声明了重启经济改革的决心。新任总理李克强甚至使用了一个相当血腥的成语（“壮士断腕”）来表明他的坚定态度，前总理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讲时说：“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但实质上在“胡温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收缩退去。但可以看出“习李新政”与“胡温十年”不同的是，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大前题下，中国“经济改革”能走多远？往哪里走？
    党政已看到要害待决
    中国经济政策的总指挥、李克强于9月11日在辽宁省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的演说中表示要“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是温家宝时期政要实施的继续。但中国新领导层提出的“兼顾增长和改革”与世界各国“分享红利”（李克强10月8日在东盟年度峰会上特别强调）的口号，但与他国分享中国红利、保持平衡并非易事。 中国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利用市场力量提高效率，改变依赖过剩投资的经济体制。如果不推进这些改革，中国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感也很强，但意见往往容易偏向于要推进改革需要保持增长。
    在李克强发表演说的10月5日后，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其中包括建设完成污水管网7.3万公里、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1000公里等截至2015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方针的具体案例。内容没有提及新增财政支出，显示要与经济刺激政策划清界限，但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减速日趋明显的7月以后，中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支撑经济增长。
    当然，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依然是投资本驱动，要保持经济增长，投资必不可少。实际上，在中国的内地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十分落后，应对地震和洪水等灾害的设施还不够完善。但是，由于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庞大的投融资资金流入了国有企业，结果导致了设备投资过剩、钢铁业依然巨亏和房地产价格暴涨。而钢铁和造船等中国重工业企业的设备开工率目前仅为7成左右，一些产业和设备过剩问题仍未得到根源解决。而依赖投资的政策运作如果稍有偏差，将导致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资金大量流向中国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反民间的技术革新和新商业模式无法得到扶植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回想起1978年举行的中共的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1993年的会议则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三中全会一直以来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承担着历史性的责任。囿于中国由政府主导进行监管的金融、城市和农村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缺乏透明度的财税制度等……。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根深蒂固。李克强表示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虽然渗出些许悲壮，但也表现出了要推进改革的不易和坚决的态度。
    打造公平正义社会，民心是唯一标准
    目前，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000美元，基尼系数高达0.47的中国而言，新一轮改革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事关国家根基的稳定，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无疑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据中国智库的一项课题研究建议称，“新一轮改革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习近平也在讲话中明确表态，“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有评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第四次发展时期，期待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把握新方向，能够给国家带来一个巨大的推动。有观点认为：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格局”，但“两强”同步“双头鹰”则是艰难实施的一种怪胎。还有分析认为，强势中国党政绝不是指强势干预市场，而是强势的服务市场；强势市场也绝不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市场，而是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但很多经济学家担心“胡温十年”，致中国国有企业太强势，也无法与法治国家以及TTP（TPP已经明确规定用3-5年将国有企业改制）、TTIP游戏规则兼容。
    而要衡量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客观标尺应该是民意和民心，而不是政府机构上级对下级的考评。中国新领导层习近平、李克强都是党政主张的倡导者，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应该是思想意识的转变，是从把持权力管理人民转变到放权服务民众，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简政放权。
    对内：经济敏感问题成焦点
    这是11月上中旬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等待解决、尤其可能触及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5年来、甚至是60多年都从未触及的一些敏感经济问题。
    经济结构调整动真格。在中国，30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为提高GDP以创造政绩，中巩党政的地方政府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政府又不得不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使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起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规模扩大，因此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覆，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经济宏观调控，是以市场经济之手还是以64年至今的党政之手？仅以中国楼市房地产为例，10年来中共出台43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而房价却在10年上涨10倍，致国策成一纸空文，也架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中国房地产业，已经无所谓“市场经济地位”，更不堪“商品经济”时代，“信心总理”温家宝信誓旦旦，但中国房地产依然毫不动摇攀上一个有一个历史之巅峰！谁与争锋、谁敢与争锋？！中国房地产唯一的法则，就是用市场之手，而不是用政府之手，否则就永远悖论全球各国的房地产、投资市场、市场经济地位。
    人民币改革，依然没有找到出路。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的大背景下，原本准备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汇报筹备工作的上海自贸区试验田，但“摸着石头过河”是过不去深水、大江大河、大洋的……被中国总理李克强高调推出的这项重要经济改革的举措，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试验，受到中共体制及利益集团的抵制。 人民币真要国际化？中国经济真要兼容全球主要国家经济？
    中国土地改革怎解“死结”？中国土地与房地产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恰恰是动了中共地方政府的“奶酪”，势必导致中共各地方政府激烈反对。2013年10月5日，新华社评论厉声发问：中国《房子70年后怎么办？》“70年后土地使用权怎么办，不仅是购房者10多亿中国公民关心的一个根源问题，同时也是这个国家、中国土地制度64年至今、改革继续发展完善所必须给一个历史的回答”。
    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两元”户口继续？这牵扯中国特权、权力阶层60多年的利益。目前中国已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享受国民待遇，债务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双轨制“党政”下——全球成本最高党政，因此中国改革计划可能最终被大打折扣，还要永无止境的一次又一次不停的改革下去。
    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地方政府怎样施政？自中国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共地方各级政府的规范税收收入减少。为满足自身开支的需要，中共地方政府热衷于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收入、卖地等政府行为。
    对外：兼容主要国家经济体改革
    中国对外经贸经济“三核心”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到2013年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颠覆性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巨大新变化。
    首先，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
    是中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中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其次，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对内对外都严重开放不足，管制过度，极大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中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要求。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整体、良好的外部环境，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协调不力，不利于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中国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也不利于建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长效、持续的投资环境。
    （一）、是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在160个服务部门中，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开放的部门为100个左右，但不附加条件完全开放的部门不到30个。要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内要放松规制，对外要扩大开放。未来重点要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负面清单）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进而向全中国深化辐射和延伸。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另一个重点是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第三个重点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担部分出口退税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出口退税。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最后，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兼容的问题，有规则、货币、产业布局、服务业领域等等还应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经贸游戏规则的建树能力。
    一是改进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对外人事制度，在中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有重大瓶颈），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参与、遵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和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给内、外资以国民待遇；允许设立外商或独资金融机构，取消对外资进入的数量限制和兼并、收购限制；允许外资介入本国的支付和清算系统，为金融服务的跨境贸易以及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并允许外国企业在其境内提供新的金融服务。这是于2013年末运行的TISA服务业成员协定达成的基本规则，中国也面临着法律调整和兼容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已超过工业，就业人数超过农业。但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服务业不到国民经济的40%，低于世界平均70%左右的份额；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2012年服务贸易逆差高达906亿美元。为此，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服务业作为产业升级的战略重点，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这预示着包括金融在内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与主要发达国家（指年人均收入12476美元以上者）兼容性也面临前所未有难题。
    官方智库绘出三中全会“路线图”
    10月26日，就在距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十多天，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勾勒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条“路线图”，第一次展示了中共“三中全会”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据26日中国媒体公开报道，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有称刘为“习李新政”经济改革第一操刀手，被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他对我非常重要”）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和政策弊端，为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今后几年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报告强调，新一轮改革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措施是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的“三位一体”改革。报告认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报告具体提出了涉及上述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一是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二是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值得明确指出的是：此报告没有提及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提及国有企业的垄断改革与TPP接轨，没有就中国60多年土地产权及公、私房地产制度进行根源性改革标注。但此报告为改革制定了一个“路线图”，还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建议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2013年至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至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至2020年的远期改革。近十数年停止的中国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中国经济改革，能走多远、还有多大空间可以改？怎样包容中国周边、以及已经颠覆的WTO全球经济新秩序，该报告没有深度提及。
    三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376位中共中央委员9-12日齐聚北京，为今后10年的经济政策制定大政方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12日召开，会议备受经济学家关注。1978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并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1993年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则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搭建了舞台。具体政策措施将由各政府部门稍后制定，但总体政策方针将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将仔细研读此次会议上使用的措辞，以寻找有关未来政策方向的线索。一些中外经济学家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展望和预期如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蔡宏斌：他认为中国政府将重申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的承诺。这一点很重要，且有助提振企业界的信心。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地方政府改革。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执法不公；腐败；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短期经济政策调整相比，地方政府改革的推进对未来的意义更为深远。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王志浩(Stephen Green)、李炜和申岚：渣打预计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布重大改革措施：精简政府结构；给地方政府提供可持续财政资源；建立有约束力的预算，确保钱花在刀刃上；清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建立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基建项目的机制。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理念是限制地方政府层面对经济的干预，精简政府编制，限制地方政府借债权限，推动更多资源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Mark Williams和Julian Evans-Pritchard：目前外界对本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的期望值过高，几乎可以肯定许多人会感到失望，但无论如何，本次会议将发出某种至关重要的信息......如果中共高层能够达成共识，并明确一个清晰的愿景，将给中央、地方和国有行业的政策制定者指明方向。这一层面的成功将提振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在凯投宏观看来，有效改革必须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普通家庭收入占比过低，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以及国有企业在中国大部分经济领域中的支配地位。
    汇丰(HSBC)屈宏斌等：我们预计改革措施将涉及六个领域，关键是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以改善增长质量。相关举措将包括简化行政审批以减少政府对私营领域的干预、改革财政制度以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职责以及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我们还预期会对能源和资源定价机制进行改革，并在城镇化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即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福利。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陆挺、Xiaojia Zhi和Robbie Li：三中全会之后市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新的领导层仍处于执政的第一年，不具备出台具体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改革方案的条件。但新一届领导人可能会努力让民众相信，未来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即便目前他们还不能拿出全面改革方案。我们预计三中全会将暗示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方面推出一些试点项目，简化行政及司法程序，将一些政府职能向中央集中，承诺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债券市场筹集长期资金，并承诺进一步推进利率及汇率市场改革和放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
    苏格兰皇家银行高路易(Louis Kuijs)和Tiffany Qiu：我们预计11月份将会在阻力不太大的领域出台合理、切实可行的进一步行动原则及指导，包括金融和货币改革、资源的定价和税收以及扩大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而另一方面，在存在较大政治经济阻力的领域可能难有明确方案，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等。目前中国的决策过程是基于共识基础上的，因此将会是审慎的，并且一般会是面临最少阻力的选择。
    野村(Nomura)张智威、Changchun Hua和陈家瑶(Wendy Chen)：历史上，中国在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实施了开创性的改革。然而，我们认为目前实施如此迅速改革措施的压力仍不够，而且当前的改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尽管毫无疑问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及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实施深刻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仍缺乏必要的共识，
    许多结构性改革都伴随着短期阵痛。因此我们对于快速推进改革并不抱有特别高的期望。
    新三中全会：希望还是失望？
    就扣人心弦、震惊世界的“改革开放”议题已经在中国演绎了35年。然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是让人失望还是希望？有预料称，只要中国“政治改革”不松口，那么中国“经济改革”就走到了尽头、没有新路可走，囿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红利已经用完，接下来可能如温家宝总理一样难以全会的声明可能套话连篇，强调要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类，并提到“三个代表”等理论。
    但是，臃肿的措辞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过去35年里推行深远的经济政策变革。很多人期待，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三中全会将启动改革。尽管太高的期待很可能带来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三中全会将无足轻重。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年后，首次有真正的机会阐明他对中国经济的愿景。前几届“三中全会”都很关键。邓小平利用1978年的三中全会巩固了中国在毛时代结束后的农业改革。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利用1993年的三中全会锁定了市场化改革，最终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但对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来说，2003年的三中全会最终成了他主政期间的弱点的标杆。胡锦涛在那年的三中全会上誓言针对中国不平衡的增长采取行动，但在他10年后离任时，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不降反增。
    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是弥补失去的时间。中国正进入增长较慢的时期，北京方面希望转向一种由消费和创新推动的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一种经常听到的观点是，北京方面将无法推行经济改革——直到爆发一场危机，削弱现状捍卫者。但另一些人相信，三中全会正是党抓住主动、出台雄心勃勃的改革的契机。
    这种乐观评估得到一份提交三中全会的改革提议的推动，这份提议来自中国国务院旗下智库“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该中心的报告看上去几乎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愿望清单。其作者希望中国高层分拆国有垄断企业，让农民有权出售自己的土地，并让资金拮据的地方政府获得更大的征税权力。
    一些人相信，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代表习近平的意图，而它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政策革命。瑞信(Credit Suisse)经济学家陶冬在上周一份广泛传阅的简报中写道，这“很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举措”。
    中国政府也许不会遭遇华盛顿那样的僵局，但它也要面对自己的保守派：三中全会不可能对这些人置之不理。改革派官员多年推动更广泛地实施房产税，废止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废除户口登记制度。
    保守派反对这些变革，担心此类举措对党的权力和公共财政的影响。结果就是渐进式改变。阻力相对较小的一个领域是金融业。例如，对国有企业来说，相对于被迫分拆，放开利率不至于构成什么威胁。
    基于这个理由，三中全会很可能延续过去两年的政策模式，强化金融放松管制方面的进展，但在比较敏感的话题（如私有化农村土地，这几乎是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至今64年源头、全球的一个“死结”）上仅仅作出含糊的承诺。
    大胆的改革提议能够得到如此公开的讨论，这个事实本身就反映出北京方面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思路。三中全会不会开启一场革命。但在连篇的官方套话之下，它将发出信号表明，中国政府的大船正缓慢转向正确的航向，但这是中国的方向、不是世界各国根源的方向。
    383改革方案的一些重大建议：
    ——三年内实施利率改革，大额和定期存款利率首先市场化；增加金融行业竞争，发展民营银行。
    焦点：若真要中国金融、货币市场化、国际化，与众国际货币一样“玩游戏”，就必须破除“四大”国有银行占中国货币支付市场80%的一统垄断，象当年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那样1分为6、或4分为16等等，否则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地位”前提下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否则，参与全球性竞争、特别是参与美欧市场竞争几乎没有胜算，反而被每每制裁性惩罚、罚款将永远得不尝失。
    ——建立一个银行破产机制，同时推出一个存款保险制度以便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保护储户；
    焦点：象全球第一大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2.7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四大”国有银行都有资可敌国的庞大资产，什么样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能够给予“破产保护”？不要说是成立一家或几家保险公司了，就是全球80%以上的国家也无法、没有能力来为这种银行来“破产保护”！
    ——在五年内“基本”取消资本管制，同时在十年内使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国际货币；
    焦点：人民币国际化要解决两个根源问题：一是与众国际货币一样自由对换流通；二是要与众国际货币一样来汇率自由浮动。否则没有货币自由兑换、没有自由汇率机制，怎样国际化？
    ——授予更多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权利，以结束它们依赖卖地和通过融资平台获得资金的局面。
    焦点：要囿《中国债券法》来当然规范全国的债券发行、运行。
    ——未来两年内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获得贷款，同时在2020年前着手完全开放土地市场。
    焦点：土地、房地产市场必须建立国有、私有的国家体系制度，人类至今从恒古未变。
    ——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房产税。
    焦点：房产税是由买者、卖者谁来负？这有国富民强的根源关系。
    ——增加铁路、电力和石油管道的等垄断行业的竞争。
    焦点：64年至今铁路、电力、石油、民航等等公共领域都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怎样破产垄断？
    ——完成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同时参照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模式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基金（作者注：由于新加坡、越南是TTP成员国，其淡马锡模式、越南国企模式都将在3—5年内终结）。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建议比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内容略微宽松，后者呼吁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更高的股息，同时从那些被认为不具有战略性的行业退出。不过，383改革方案所给出的土地改革时间表较为激进，而土地改革对于中共而言是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
    焦点：国有企业、资本的改革，关系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全球90%以上国家的兼容性问题。TTP已明确规定，必须用3—5年彻底改革国有企业的资本比率问题，国有资本不得有占有对整体市场的垄断。中国国有企业，形成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根源的长期悖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真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今年11月召开之前，全球各国都十分关注。这次会议将确定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将对中国21世纪的前景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那些试图阻止这次会议可能发起的新一波改革的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人们认为：中国改革思路在中共党内面临着比过去三十五年来几乎任何时候都要大的阻力，正是这个原因，才需要让经济改革始于政治改革，否则中国改革将功亏一篑。
    如今到2013年末，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年，“经济改革”策略的红利早已完全遗尽、已经被“政治改革”所完全“羁绊”的无法前行。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推进、路径和释放，那么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领导集体已经走到了反面，提出了“七个不要讲”，包括不要讲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等，有省委书记禁然公开发出叫嚣：坚决与“普世价值”斗争到底。那么，中共一统政经下的中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法治国家”将掀起一轮什么样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价值的大悖论？又怎样去利益共享的兼容全球各国？
    中国新领导层能否迈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后重启改革开放、深化继续推进改革的崭新步伐？以适应全球性大规模自贸区新趋势、全球囿WTO经贸规则颠覆性到TTP、TTIP、TISA等更新换代。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规模、大环境、领袖大国地位、来绘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蓝图？这些，对世界经济而言尤为重要，与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贸易、投资等尤为至关重要。中国经济改革要往哪里去、怎样深化、升级的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