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中国遇上了大麻烦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原文登载于《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