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如何解析中国奇迹?
中国崛起与中国奇迹无疑改写了人类近现代历史关于现代化的神话,之前中国一直研究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法国模式,日本模式,等等,现在世界有了中国模式。那么,对此如何解析中国模式与中国奇迹呢?争论的焦点首先在于中国奇迹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显然中国奇迹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改革,但是,中国奇迹更与中国加入WTO有关,之后的10年是中国经济黄金10年,但是也是中国改革基本停滞的10年,所以中国奇迹主要是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结果,是一种外生模式,与中国改革和体制无关。其次,如果中国模式与奇迹是内生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政府作用还是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目前,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如何解析中国模式与中国奇迹,将影响中国改革与经济转型的下一步。
中国崛起与中国奇迹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导致和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模式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快速和神奇性,二是先天不足和发展的矛盾性,三是转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如何解析中国模式的快速和神奇性?关键在于中国崛起是一种被崛起模式,而不是一种通过自身积累,内生发展的模式,它是全球化的结果。目前我们生活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分工和贸易结构,以及全球财富的分布,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根据市场逻辑,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那么为何选择中国呢?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有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当然这种选择也具有偶然性,最初是港商,台商合资企业进入中国沿海城市,中国加入WTO后国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投资中心,同时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球劳动和产业分工,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会,以避免自己被边缘化。正是这种互动和涟漪效应,使中国用30年走过了世界工业化200多年的历程,它打破了以往现代化模式,使中国模式表现为无与伦比的神奇魅力。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已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其三,资本和技术的迁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2.4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那么如何解析中国模式的先天不足和矛盾性呢?原因也在于中国崛起是一种被崛起模式,而不是一种通过自身积累,内生增长发展的模式,正是这一原因一方面导致了中国模式的魅力,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发展的矛盾性和先天不足性。首先,中国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相对于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其次,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离开了美国科技,中国制造无从谈起。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其三,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其四,在民生方面,尽管中国财政收入已居世界第二,但中国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2%,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才刚刚破题。因为中国崛起是外在因素导致的,而不是内生发展的结果,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中国的崛起速度,其国民素质和大国心态呈现不成熟的特征。整个崛起过程,中国是被剥削了,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西方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们把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把生产和加工放到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利润,对此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讲的:“这些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无意间带来了改善大众生活的直接后果。”
最后,应如何解析中国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呢?原因显然在于中国模式的先天性不足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性。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求中国从被崛起向自主崛起模式转化,补上自我内生增长不足的一课。首先,是将发展驱动力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渐渐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发展转型的物质基础。其二,从外需转为内需,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继续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能,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蒸汽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其三,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其四,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最后,须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大变革,在过去30年,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而阻止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结构更加合理,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才会更加顺畅。
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与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时也导致中国发展的先天性问题和矛盾性。目前中国经济总量GDP已是世界第二,预计2019年会超过美国,因为规模效应,中国会吸引更多的全球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把中国作为未来盈利的主要来源。但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与其经济总量的GDP一致和相匹配,从而从幻影中的世界第二成为真实的世界第二,这可能还需要50年到100年时间,而这将主要取决于中国模式的转型。当然,目前更为急迫的是中国应该考虑,如果经济全球化红利用尽,随着外资与产业的回流与转移加速,如果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或者加工厂,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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