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激活市场环境 促进经济回升

    一、本轮经济回升的特点：呈现“弱回升”态势
    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由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目前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
    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近两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是，进入2013年后的头几个月，各种经济指标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如：
    1．GDP当季同比增长率，去年第四季度结束了连续10个季度的下滑趋势，回升到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轻微下落到7．7％，然而比去年第二、三季度仍略高一些。
    2．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长率，去年9月结束了连续30个月的下滑趋势，至12月回升到10．3％。但今年又轻微下落到5月的9．2％。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月同比名义增长率，去年9月至12月回升到14％至15％左右，但今年前5个月又下落到12％左右。然而今年3月至5月在低位又呈现出微弱的上升之势，由1至2月合计的12．3％，上升到5月的12．9％。
    4．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去年5月至今年2月有所上升，但今年3月之后又轻微下滑，至5月累计增长率降至20．4％。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继续呈现回升态势，但回升的幅度不大。如：
    1．房地产开发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总体位势由去年下半年的15％至16％左右，上升到今年前5个月的20％至22％左右。但1至5月累计增速20．6％，比年初1至2月累计增速22．8％略有下降。
    2．广义货币M2月度同比增长率，从2012年1月至2013年5月在波动中呈上升之势，今年1月到5月为15％至16％左右，超过年初的预期增长目标13％。
    3．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中采PMI），由今年2月的50．1％，上升至5月的50．8％。但汇丰银行公布的以中国中小企业样本为主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汇丰PMI），今年4月、5月、6月连续下降，5月和6月降到50％以下，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警戒线。
    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由以上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目前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在弱回升中，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前9轮回升中，大多都是强回升。也就是说，经济在增长与波动的运行中，一旦回升，就回升得很猛烈，GDP增长率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可迅速回升到10％以上。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动。而在第10轮经济回升中，即从2000年开始的回升中，克服了过去强回升的弊端，从2000年至2003年，经过4年，逐步、适度地回升起来。随后，从2004年至2007年又在较高位势上运行了4年。这样，在第10轮经济周期中，GDP增长率整个上升过程由2000年至2007年，共延长到8年。前4年，增长比较适度；后4年，增长有些偏快。
    二、经济“弱回升”的原因分析
    四大因素：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因素；宏观调控政策因素；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市场波动因素。
    形成本轮经济弱回升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
    1．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因素。与过去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所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国际方面说，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将继续，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 “增长阶段转换期”。在这种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增速的回升很难像过去那样进入“强回升”状态。
    2．宏观调控政策因素。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对于经济波动的高低起伏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经济回升的力度也不大。具体说，一来，2008年至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为了“保增长”，曾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本次宏观调控吸取了上次“保增长”时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考虑稳增长、控物价、防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来，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受到两种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住房价格）上涨压力的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成本推动的影响，诸如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上升的影响。至于房价，近些年来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解决房价上涨的可靠办法。房价上涨的压力，成为现阶段束缚我国宏观调控、束缚我国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卡脖子“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宏观调控政策的施展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3．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每逢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就有一种“换届效应”，即各地区、各部门都想大干快上，做出政绩，从而助推经济高速增长。而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的这次大换届，还没有看到原先那种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是过去那种“换届效应”没有了，被克服了？还是往后推移了，尚未完全释放出来？一下子还难以下结论。但从这次换届是规模比较大的换届来说，各级新领导班子要对原领导班子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进行调整，要形成新领导班子的决策和规划，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调研过程、思维过程、酝酿过程、决策过程、融资过程和具体实施过程。所以，各地方、各部门一下子还难以形成向上助推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
    4．市场波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在经济回升的“启动”时与在经济扩张的“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则相反，一般是“启动容易、刹车难”。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刹车容易、启动难”呢？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当经济波动处于低谷阶段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面临困难，其生产经营的预期前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业既面临着眼前的困难，更对市场前景缺乏信心，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认为，扩大生产和投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冒着风险。这样，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借贷来扩大生产和投资支出，以及银行放贷，都极其谨慎。由此，经济回升的启动比较难。当经济波动处于过度扩张之中而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唯恐刹车不及而受损失，因此，经济扩张的刹车比较容易。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启动容易、刹车难”呢？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而是政府的附庸，企业的决策由政府确定，企业也不需要自负盈亏。在经济波动中，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取资金，而不考虑资金使用的效率、效益和风险。因此，经济容易启动，而且经常是“强回升”。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不愿意立即停手，唯恐先刹车者吃亏，都期望经济继续上涨，难以下决心进行调整和收缩。这样，当经济过度扩张时，刹车就比较难。
    三、对策分析
    为了使经济由收缩转入回升，仅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有利于激活投资、扩大消费、使企业有实际的或预期的赢利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环境。
    前面提到，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目前，我国经济回升处于“弱回升”态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应再走“强回升”的老路。但应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因为在“弱回升”态势下，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三大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 （企业利润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特别是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加之市场前景不看好，市场情绪不乐观，这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企业利润收入看，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5．3％，跑输了GDP。 2012年GDP增长是7．8％。特别是2012年前9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各月累计同比增速均为负增长。
    从国家财政收入看，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6．9％，跑输了GDP。第一季度GDP增长为7．7％。
    从居民收入看，2013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7％，也跑输了GDP。 2013年第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9．3％，略高于GDP增速，但比去年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1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
    三大收入的增速均在下降。这种状况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久？恐怕各方面都不太适应。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哈伯勒，在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启动与刹车的不对称特点时曾指出：“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等等。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不齐的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 ”这就是说，在经济波动由扩张向下转折时，通过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紧缩银根，限制信用，即可使经济扩张停止而转入收缩，即“刹车容易”。而在经济波动由收缩向上转折时，单凭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使信用代价低廉，扩大信贷规模，使信贷供给充裕，却不一定能使经济收缩迅速停止而马上转入回升，即“启动难”。哈伯勒分析说：“当价格和需求在减退中，并且预期将进一步减退时，对可投资金的需求就会衰落到那样程度，简直没有一种利率 （除非是一个负数）可以促使投资复活，从而促使货币实际流通额——即按时间单位计以货币为依据的商品总需求——增进。 ”
    由此，对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为了使经济由收缩转入回升，仅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有利于激活投资、扩大消费、使企业有实际的或预期的赢利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环境。这就需要：其一，通过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激活投资和扩大消费。其二，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直接扩大消费，并扩大与提高消费能力有关的投资。特别是结合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消费和投资，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最为关切的 “三座大山”问题，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问题。三是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还有一定的放松空间，特别是当前物价涨幅较低。总之，通过努力，形成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经济运行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