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红利家族”剖析

    “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这涉及“红利家族”内部的分类。依笔者之观察，就其各自能量变动趋势而言，至少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能量趋于“枯竭”的红利。这其实也是指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发展所“吃掉”的红利，或者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过去依靠大量耗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如今造成了“天怒人怨”的恶果，表明这两种红利到现在已近于枯竭。最近，京津冀地区的漫天雾霾，已经宣告了这条发展思路、这种发展方式的破产。
    第二组，能量正在变弱的红利。包括劳动力(数量)红利和出口红利，这两个红利虽然还有，不能说完全枯竭，但都在逐步变弱。
    第三组，能量需要大大释放的红利。我重点关注两个：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一个是技术的红利。现在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根据笔者几年前的研究结论，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是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全面转型。同时，当前中国也正处在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研究这两股浪潮的交汇性和对接性，特别要认识到：这两股浪潮不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格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体制——构成重大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社会——包括社会进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两个“三”背后的两大红利，是值得中国着重挖掘和释放的。对此，要特别予以关注。
    “五点一线”：寻求制度创新的红利
    什么叫制度创新的红利？或者说，到底怎么样界定“改革红利”的内涵？这涉及提出这一命题贯穿的思想逻辑问题。据我看到的材料，一些论者提出“改革红利”的命题似出于增长主义的逻辑，其切入点是“经济增长”问题——在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乃至全球化红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减弱，或消解)之后，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如果仅就研究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角度来说，探讨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包括“改革红利”，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仅仅这一层面的考虑够不够？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格局。如按“五位一体”总格局来思考“改革红利”内涵，其涉及的领域相比增长主义的逻辑，是否更加宽阔些？
    我给的涵义是，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或称制度创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进程，使其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最终落脚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上。
    具体而言，包括“五点一线”，即五个要点，一条线索：
    第一，经济转型。包括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核心是市场化与实现社会公正的平衡，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并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社会共生。核心是寻求社会各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阶层必须扩大。
    第三，政治变革。核心是民主与法制，这将愈发成为今后改革的关键，包括政府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败当中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立等。
    第四，文明交融。也就是多元文明的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融合，避免文明的冲突。
    第五，天人合一。环境产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
    五个要点，拿什么贯穿呢？或者说落脚到哪？答案是每个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对中国最深刻的意义，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增强农民、进城务工者、企业职工以及社会方面的“主体性”，增进全体公民的社会福祉。这应是“改革红利”的真谛。要有这样一个宏观视野，这样一个“人本导向”的观照。
    红利释放的波动曲线：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改革红利”并非今天才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这个红利的释放呈现一个波动过程。我建议，将来应按照上述我的“五点一线”论，分别赋予相应的权重，经科学计算，做出红利曲线图。根据我的经验，初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有获得过“改革红利” 较多的时候，但也有“改革红利”微薄的时候，甚至有“改革红利”负能量的时候。
    具体说，过去三十多年里，有三次比较大的改革红利高潮，以及两次比较严重的改革红利低潮。
    第一次改革红利高潮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这一段是改革开放红利释放得比较好的时期，特别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到中共十三大时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改革红利高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后，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这一时期红利比较多。
    第三次改革红利高潮是本世纪初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开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开放倒逼着中国改革，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
    而改革红利低潮方面，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至1992年初，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国整体是一个改革的低潮，红利很少，甚至是负的红利；另一个低潮期是前几年有一段时间，行政权力明显地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改革红利有所减少，虽然有客观原因，也不能排除主观上的一些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重在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掣肘
    从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迄今已经一段时间，人们对改革多有期待。但当前面临的现实是，由于固化的利益格局的羁绊、掣肘，新一轮改革依然“举步维艰”。能否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以形成一个人们所说的改革路线图，正成为社会多方面的迫切期盼。
    固化的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阻遏、掣肘非常严重。这里面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网，它羁绊着改革，掣肘着改革，以致很难释放这个红利。到底这个路怎么走，怎么样真正地突破现行的僵化的利益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只有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将利益关系调整到位，改革才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才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并激发新的改革动力，改革才会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讲此逻辑，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实用主义，到头来改革难免扭曲变形。
    李白诗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不可复回的，我们期待着第四次红利高潮的到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