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追问增长根源：政府的罪与罚

    如果商场上模仿可视为赞赏，那么争论就是学术上的致敬。
    既然如此，对于林毅夫教授在《林毅夫回应争议：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中，对我在上一篇文章《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的回应，不得不严肃应答。这主要是因为，在上一篇文章的争论中，包含的绝不仅是“断章取义”与“望文生义”，而是对于发展如何取得、政府在发展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等方面的基本争论。
    林毅夫教授是第一位登上马歇尔讲座讲坛的华人学者，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包含了愈20年的苦心探索，得到了包括诺奖得主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福格尔、阿克劳夫、谢林、赫克曼、菲尔普斯等人在内众多经济学者的赞誉。的确，发展的秘密对于经济学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解释经济周期成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有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
    在我看来，一个完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必须回答如下四个问题：发展是如何取得的？某些国家为什么取得经济发展？为什么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基于以上分析应提出怎样的政策建议？
    可惜，在第一个问题上，也就是对发展的发生机制的解释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回答存在逻辑漏洞，相应地，后面三个问题的解答也都出现了偏差。
    林毅夫教授以要素禀赋概念开始其理论建构之旅，“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如此，微观方面企业将具有自生能力，宏观方面，“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
    林教授认为，第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代之而起的华盛顿共识则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失败，没有意识到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助推的作用。
    这一解释框架中的逻辑漏洞，除了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论及的对政府公正、利他假设的依赖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那些行业应该鼓励，那些不应该。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在每个行业中、在每个企业面前，哪些机会是应该去冒险尝试的、哪些不应该，所涉及到的选择有无限多方案与组合，所涉及到的决定成功与失败的碎片化知识只有当事人本人能够掌握。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换言之，一个个微渺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生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国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我们的身边活生生上演。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免的。
    那么，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发展机制做出重新解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界定，后者是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的。发展就体现为这些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发生这种改进的机会称为发展机会。如此，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发展意味着对发展机会的识别、创造与利用，涉及到对旧生产方式的改进与对新方式的尝试，由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处发生的无数个微小的边际改进累积而成。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如下三个步骤：行为人识别、引进或者创造发展机会；进行风险回报计算；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以市场化或者组织化方式实现发展机会。
    发展机会来自何方？对于处于世界生产可能性边界最外端的国家而言（如美国），发展机会主要来自于自身经济体中的自主创新，而对于如中国、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体而言，生产可能性边界距离全球领先水平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落差可以称为后发优势，它事实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最为丰沛的来源，毕竟，模仿性创新比自主创新要容易得多。
    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代来利润的可能性。对追求利润者而言，采用新技术挣取利润与取得行政保护获取利润并无区别。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那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的重叠程度，决定了有多少资源浪费于不代来发展却代来利润的“寻租”活动之中。
    第二步，对发展机会的识别涉及到主观因素，因此，稳定而收敛的要素价格是重要制约力量。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
    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涉及到以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来固化所尝试的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因此，不是投资决定发展，而是发展决定投资，或者说，实现发展机会的多寡决定投资规模：即只有当经济体识别并尝试足够多的发展机会之时，才会产生对投资的充分需求；如果这些尝试是成功的，投资就是有效的 ，整个经济体就能够积累更大的专业化优势并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
    以中美两国的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外端，发展机会创造速度缓慢，对有效投资的需求不大，美国经济产出中仅有不足15%配置于新资本形成。反观中国，后发优势之下具备充沛的发展机会，客观上要求大量的有效投资来固化这些发展机会，近年来经济产出中配置于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
    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往往要求金融业的参与。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例如，一个农村家庭通过积累，不断增加养羊的数量。而外源式发展则是指，当发展机会所要求的投入超出自己的内部资源能力时，依靠借贷，借得额外的资源（以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货币——为典型体现），从而实现发展机会。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而后者涉及的因素要复杂得多。
    一旦金融被涉及到，现代经济的动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发展的两种形态——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都会呈现出来，前者的主要手段是借由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后者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及其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对技术水平进步的固化。投资对发展机会的固化往往会导致生产迂回程度的深化，并造成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的广尺度关联性、不断深化的经济结构变迁等现象。
    现实中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大约只有美国工人的1/30，美国经济体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在极大的程度上领先于中国，换言之，如果可以持续地向领先经济体学习，中国等欠发达国家的确可以引进极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林毅夫教授强调后发优势的原因。然而，现实中，欠发达经济体取得的成功却很少。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从1952年到2008年，只有13个非西方、非石油输出国国家实现了与美国相对收入水平距离的收窄。
    是什么阻碍了欠发达国家取得似乎手到擒来的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第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
    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可能阻碍了社会成员识别、引进、创造及利用发展机会。
    首先，内向型经济政策及其配套的汇率高估，通过打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农业与出口行业，鼓励了比较劣势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欠发达经济体从国外先进经济体中引入发展机会的规模与速率。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上述13个成功赶超案例中总结的五个经验中，第一个就是实施外向型政策，这并不令人意外。
    第二，政府管制剥夺了民间经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政府权力对发展机会寻租导致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有利可图的、隐喻发展机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许多欠发达国家实施名目繁多的许可证制度，开发商业机会难上难是；管制的理由千奇百怪，但最终效果都是高效的生产技术无法被实施，许多本可实现的发展机会被浪费。
    第三，国营企业或者政府支持的私人企业对资源的汲取与浪费造成许多发展机会难以得到资源动员能力的支持，导致这些受到保护的行业采取高效技术的速度极为缓慢。垄断性的国企与受到保护的私人企业扭曲了价格体系，一些本来有利可图的机会被征收了垄断性租值之后变得不再可行。
    第四，金融抑制导致民间经济体难以得到合理的金融信贷服务。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被管制，存款利率过低，压低储蓄意愿，而被征集的资金以过低的价格配置给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是国企），鼓励了后者失败率畸高的冒险，而民间经济即使拥有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因为得不到外源融资的支持而被浪费。
    第五，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也打击了私人尝试的积极性，司法不公、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任意剥夺、税收与监管规则的随意变化等都会大幅降低可预测性，这种环境中许多发展机会难以被识别与利用。
    如果没有这些扭曲，发展机会所隐喻的高效率自然会淘汰旧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进步；而在这些扭曲的保护之下，旧生产方式得以残存，降低了本可取得的经济成长业绩。
    除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扭曲之外，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宏观管理的失败。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就是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方面，政府的无能也能够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实现发展潜力的能力。非洲许多国家政府无力建设稳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甚至战乱不断，自然谈不上发展；拉丁美洲诸国没有能力管理其债务、货币与银行体系，以至于周期性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扭曲了价格体系、降低了可预测性、压低了储蓄意愿，同样导致发展机会的浪费。必须说明的是，宏观管理的失败往往与制度与政策扭曲密不可分，甚至往往就是前者的直接后果。
    总之，即使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巨大的后发优势有具有高速发展的潜力，但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阻碍了这些发展机会的引进、识别与实现，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经济管理失败则造成宏观环境的大幅波动，同样也会造成发展机会的浪费。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