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略论新兴经济体面对的四大经济陷阱

    随着欧债危机不断加深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趋势日益明显，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用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来观察，这种放缓是必然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觉得，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是摆脱难度很大的四大经济陷阱。 新兴经济体面对的第一个陷阱，是国有经济一枝独大，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国有经济的低下效率以及很容易导致的腐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国弱民穷。　　所谓国有经济，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解读，即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另一种是广义解读，是指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资兴建的经济。在此，我们取第二种解读。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国家专门掌控的经济领域的机构和政策，可以说他们就是现代国企的“鼻祖”。最早提出这种理论的就是春秋时期管仲。管仲他在回答齐桓公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说“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政府经营食盐和铁器。此后，历经西汉武帝时的桑弘羊和北宋中期的王安石，盐铁官营发展带至极，大大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与此同时，也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严重地摧残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潜力，延缓了工商业的发展速度，是“重农抑商”思想的急先锋；其次，在盐铁官营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主要是所设管理机构的高层用手中的职权去谋求更大的利益，不断破坏市场所固有的规则，使财富不断地从百姓口袋里流向“国家”的手中，推动着“国进民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打着“国”的旗号做着损害“国”的事情，造成对国家的双重损害。于是，汉武帝后期的经济秩序一片混乱，虽然常年的战争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前期涸泽而渔的过度垄断的巨大影响。
    许多人认为国有经济是近代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具体实践时的产物，实在是一种误解。让我们看看恩格斯的原话是怎么讲的：“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8-629页）显然，恩格斯是在批判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
    在一个法律与社会监督健全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一定的国有经济将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在法律与社会监督不健全的社会，国有经济的弊端将大过好处：一是很容易被政府官员掌控用于谋私，为腐败提供平台、场所与机遇；二是效率低下成为顽症，据媒体报道，为救国企,呆坏账核销,剥离,土地划拨进账,用了将近10万亿。而1997年到2007年,国企没有向国家交一分钱。；三是占有大量资源，吸收的劳动力就业却很少。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有工商企业90年代中有5万亿资产,8000万人就业,解决城镇60%劳动力的就业；而现在近50万亿资产,只有2300万人就业,为城镇全部劳动力的15%,全国劳动力的7%。四是由于社会精英将拼命挤向国有单位，而国有单位的体制机制将使他们无法施展才能，又使国有经济竞争不过民营经济，由此造成大量人才浪费，形成了恶性循环；四是国有经济因垄断而形成的恶劣服务态度，这是中国所有老百姓都多次碰到过的。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有银行,给存款人的利息很低,长期处于实际的负利率状态,从存款居民手中掏钱，而且变着法收费，早已到了使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真正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国内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已经倒成了共识，那就是国有要从竞争领域退出，途径是允许和鼓励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一般的规律，只要是公平竞争，民营经济大都可以胜出。
    新兴经济体面对的第二个陷阱，是权贵集团垄断了经济命脉。在权贵集团垄断着经济命脉下，国家的主要经济领域被权贵人物把持，腐败、寻租、垄断等弊端丛生。
    所谓权贵集团经济，亦称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的经济形态。“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吴敬琏是最早对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腐败蔓延甚至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泥坑危险提出警告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且，他对腐败行为的批判不仅仅出于道德义愤的抨击，还基于经济科学的冷静分析。1988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倒”现象时，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加以分析，揭露了“官倒”活动权钱交易的实质，率先发出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权贵经济扭曲了新兴国家的权力关系，破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助长了权力崇拜及其蔓延。虞崇胜、徐丹丹在《特权的危害与治理》一文中深刻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都感受到特权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似乎社会的每一角落都弥漫着特权的气息。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没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利益和权利(包括升学、升职、申报、就业、看病、办事，等等)，没有找过或利用过自己的关系，甚至有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靠关系做成功的。因此，有的外国人将当下的中国戏称为“关系中国”和“特权中国”。（共识网2012-10-10 07:54）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权贵们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之间互相关照，互相支持，互相包庇。据媒体报道，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笑脸”，激怒了网友，经人肉搜索，发现他佩戴多块名表等。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和湖北律师许方辉相继发出信函，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的实际工资收入，而且广大网民也集体要求公布当事人杨达才的工资收入。然而，陕西有关方面死死捂住不予公布，保其过关的意图非常明显。
    多年来，中国老百姓中普遍存在的“仇富”，仇视的并不是那些靠自己的勤劳奋斗和知识付出而富裕起来的人，而是那些靠权力而暴富的权贵及其权贵集团。
    新兴经济体面对的第三大陷阱，是民粹主义侵扰经济。在所谓民粹主义下，不遵守国际规则，盲目排外，滋生着一批又一批 “打砸抢烧”特定国商品的流氓式愤青。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上。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孤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
    民粹主义包括两部分，一是推崇群众至上，认为凡是群众要求的就是天然合理的，凡是群众裁决的就是天然正义的。二是指一部分较为极端民意裹挟占社会主流的温和民意，利用“沉默的大多数”来营造主流民意的假象，而反对者往往被冠之以“卖国”、“奸细”、“民族败类”、“利益集团”等罪名遭受围攻辱骂，当没人再出声反对他们的时候，民主制度和真理事实往往也就名存实亡了。如纳粹法西斯。如一些无房草根和民粹砖家、评论员动辄代表全体人民发话，等。
    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会的不公正、腐败，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失望。民粹主义的流行与社会的政治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历史表明，它总是伴随着下述一种或数种政治危机而产生与流行：政府不能有效对付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压力；普遍的社会不公正和政治腐败，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使公民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简言之，相当数量的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失望，是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民粹主义的产生还与其它的一些因素有关，如由外族入侵或外部压力导致的民族危机感或认同危机感；由经济萧条或暂时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群众的普遍失望或失落；某些别有用心的利益争取者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
    徐滇庆的研究表明，中国应警惕一些经济学家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他们的主张完全依据民意提出，罔顾逻辑。这种经济领域的民粹主义，恰恰是当年拉美国家走向停滞的前车之鉴。建立公平社会不能靠激情，不能靠口号，要靠科学。当我们高呼“涨工资”、“最低工资”时，我们忘了中国经济目前仍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如果丧失了劳动力价格的优势，那么这些产业随时可能转出中国，那么，西部贫困地区怎么办？那些等待脱离乡村的农民怎么办？批评低端增长很容易，可低端增长总比传统农业劳动要先进，我们还有太多剩余劳动力，等待升级为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把握机会，让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利用工资优势抢光了订单，我们真就能自动地变成高端增长了吗？
    2012年9月中旬发生的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抵制日货”，充分说明了民粹主义的“空号”和行动的荒唐。早在2005年，刘江永教授就曾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商品都不是单纯的“原装日货”，而是“多国籍”产品。同时，所谓“国货”或其他国家的产品很多也是同日本企业合资生产的。这一点作为消费者个人是很难分清的。例如，韩国的一些电器的核心零部件也是日货，所以韩国虽积极提倡使用国货，但并没有过激或盲目地抵制日货。在国际上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像闭着眼睛打麻雀，很可能打不到麻雀，反而误伤自己人。如果盲目抵制日货打击了在华日资企业，很可能导致这些企业的中国职工下岗，从而损害中国同胞的切身利益。而且，盲目抵制日货将破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的良好投资环境，有损我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国内社会和谐环境。此外，盲目抵制日货有可能造成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结果。应该看到，日本经济界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大多数商家和企业并没有支持日本右翼团体。如果对于一贯对华友好、为中国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日本企业及其产品也要抵制，这难道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王志乐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11年日中贸易统计数据研究表明，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达到近3500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1614.9亿美元，中国对日出口1834.2亿美元。根据相互出口贸易排名前6类的主要项目及其贸易额，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日本对华出口商品中多为制造业所需要的核心零部件及原材料，中国对日出口商品多为大众消费品。显然，停止中国对日出口将影响日本民众直接消费，而抵制日本对华出口将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负面影响。相比而言，日本商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更深更广。二是日本对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高，中国对日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三是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可替代性不强，日本从中国进口商品可替代性强。显然，在寻找替代对方的进口商品方面中国比日本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笔者更忧虑的是，这种“抵制日货”的自伤行为，将极大地损伤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热爱和平、和谐稳定、善待外商等改革开放的形象，其损失的价值无法计量。
    实际的情况表明，一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对日本开启经济战。其结果必将是中国方面受损更大，出现所谓“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悲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粹主义者“黔驴技穷”地祭出“抵制日货”破旗，遭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问题是，人们一定要警惕那些号召者、煽动者、组织者和“打砸抢烧”特定国商品的流氓式愤青。
    新兴经济体面对的第四个陷阱，是等级制度侵入经济。在所谓等级制度侵入经济下，不同的经济体被人为地划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并按照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政策待遇。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其中等级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根深传统。所谓“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位，读书做官是最高尚的一等人，至今的“公务员热”仍高烧不退；从事商业的被排在后边，有钱可以吃香喝辣、穿绫罗绸缎，但社会地位不会高。至于那些“下九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人为划分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不但生活待遇极差，而且每隔数日就要被拉出来接受批斗，被拳打脚踢，从而震慑那些没有被划入“黑五类”者。
    与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相一致，那时也把经济单位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有所谓的全民（国有）企业、省属企业，地州市属企业、县级企业，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等。政策规定，不同的企业里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例如，全民（国有）企业里工资福利待遇最高，其他企业里的工资福利待遇一律不得高于全民（国有）企业；省属企业工资福利待遇高于地州市属企业，地州市属企业工资福利待遇高于县级企业，依次类推。改革开放后，面对大量的失业人群，主要是“黑五类”及其子女，不得不允许他们自谋职业，被称为个体户、私营企业，社会地位排在最末位。不曾想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后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少国有企业、街道企业因效率低下而纷纷不景气，有的破产倒闭，下岗（实为失业）的国有企业、街道企业的“红五类”们不得不到富有生机活力个体户、私营企业里打工，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
    在一个处处讲究等级差序的经济社会里，人们努力奋斗、钻研业务的意识淡漠了，等级差序、走后门请客送礼等的意识增强了。这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里创新不足的最根本原因。中国的国有和国有控股汽车公司几十年设计不出、制造不出新型号高品质汽车，就是例证。当然，我们自己设计不出、制造不出新型号高品质汽车，与世界上几乎所有跨国汽车公司合作组装人家的汽车，也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