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谋变。
    “为什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主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的弊端凸显，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吴认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下，一方面要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加快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而转型能否成功，则有赖于能否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加快全面改革，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吴指出，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
    如今，2012年已经接近尾声，离实现在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有七年多一点的时间，基本上到“十三五”就要完成这一目标，任务重，时间紧迫。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吴敬琏认为除了要尽快形成改革共识，在改革策略上，要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并注意与从下而上的改革试验结合起来，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线
    《21世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什么？
    吴敬琏：目前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说纷纭。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就是从前一种增长模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根本的原因，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起，中国就从苏联承袭了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这些矛盾包括：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1994年实施人民币深度贬值和汇率并轨，支持了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使得我们维持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货币超发的后续效应显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
    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资和贷款的措施来“保8”。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政策。
    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只能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不致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体通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曾经取得了二十来年高速增长的优良成绩，但在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宏观经济大问题。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其中，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一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现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是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或者如“十二五”规划讲的，“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21世纪》：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您认为，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
    吴敬链：首先，是因为存在认识方面的障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支撑的，因为按照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
    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其次，是因为存在体制方面的障碍。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第二， 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进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好势头。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 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
    总之，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继续沿用前30年的老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率了。据一些经济学家报告，近年来效率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升反降，就是上述问题已经出现的明证。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用改革推动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
    《21世纪》：实现从适应性创新到原创性创新的转变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那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吴敬链：过去我们常说，由于中国缺乏技术人才、缺乏技术积累，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十分粗放。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数量目前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技术发明也数量众多，而且有些发明已经接近甚至突破世界前沿。现在的问题在于，新技术的产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许多新技术死在摇篮之中，即使勉强转化成了产品，企业也长期做不大，新技术拖成了旧技术，企业也成了“小老头树”。症结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在政府需要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首先要牢牢树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的观念，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同时，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应当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管好。其中，首要的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在这个方面，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得到的回报的一致性。政府对少数“重点企业”的政策倾斜，往往损害了众多一般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对于创新，需要做更宽阔的理解，不要一提创新，就想到高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拔地而起。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等，也都是重要的创新方式，可以直接带来利润。
    正如前面说到，目前的生产力发展在内还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而言要打破“诸多体制性障碍”，唯一的办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打破发展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
    《21世纪》：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现在为什么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
    吴敬琏：中国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是做出过顶层设计的。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目标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再次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现在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二是近年来有些人摸到了另一块“石头”，要求采取有别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顶层设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是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21世纪》：那么如何理解前三十年我们设定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过，中国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口号的呢？那是在“文革”浩劫之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沿，亟需采取措施挽救这个国家。但中国理论界已经和世界隔绝了几十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不知道应当如何着手，所以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中国政府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到国外参观访问，了解别国的经验。当时最有吸引力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四小龙”的经验。
    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发现经济体制是一个繁杂的大系统，只进行这样局部的、枝节的改革，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和系统设计是不行的。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定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过，“有计划”和“商品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除了《决定》里讲到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价格要反映供求两个特点之外，具体是怎样的系统，也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在“顶层设计”（目标模式）明确以后，还需要“从上到下”地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
    198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一个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的总体规划，准备在1987年推出 ，但后来整个改革因故被搁置了。经过1989-1990年的曲折，1990年12月和1991年3月，邓小平在和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两次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见。中央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提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对市场经济通过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
    讲到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三种意见，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
    这一讲话的精神为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大会决议明确：“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顶层设计。
    接着，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这个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方案，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 从1994年开始，中国根据《50条》的规划进行了大改革。除此之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总体规划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规划的发展，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发展。
    当然，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仍然是初步的。正如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21世纪》：有人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另外一种“顶层设计”。那么您怎么看待另一种顶层设计？
    吴敬琏：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们质疑。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改革的停顿不前，寻租活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更为一些人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公众，提出另一种“顶层设计”提供了机会。
    比如，一些人把以“强势政府”控制社会为主要特征，依靠巨型国企和天量投资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提到 “中国模式”的高度，声称由于这种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高铁建设”和一些地方超高速增长等“奇迹”能够被创造出来。
    这种模式，实质上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社会活动、压制市场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前几年声势显赫，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很大的威胁，但近来却显出颓势，因而出现了重振改革势头和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通过近几年的理论探讨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有着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大半会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二、一度被吹捧入云的某些“奇迹”真相正在逐步暴露，这使人们懂得靠“强势政府”、垄断国企和天量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发展和短期“政绩”，到头来，只是肥了一小撮贪官污吏，留给国民的则是高额的债务。
    近来朝野上下推进改革的呼声高涨，形成“新改革共识”有一定可能性。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
    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1世纪》：注重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是否意味着否定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试验？
    吴敬链：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公众的呼声，已经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采取了主动行动，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探索。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开始进行行业调整收缩的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把国有资本涉及的行业由79个减少到54个。广东省2011年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和今年的简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改革探索。
    对于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和广大群众的改革倡议，我们应当热情支持，认真研究。对于已有的改革试验，应当及时总结，适时调整，兴利除弊，加以推广。只有把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顺利地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