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四）

    继续人口理论第四篇，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上文的线性回归分析做出说明，线性回归可以用于人口理论研究，在多变量的人口研究中可以提供提供重要研究参考，如夏威夷大学可以用出生、文化等多个 变量研究以往的人口变化情况。但线性分析存在巨大的风险，不能从以前的模式推导出日后的模式，更大的风险是，不能从单个变量直接推导出日后的人口变化情况。
    这与经济、金融市场非常相似，我们研究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滞胀期，可以从人口、经济、石油资源等多个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但不能就此推导出70年代以后的宏观经济、资本货币市 场，仍然会依赖70年代的路径推导80年代的经济，更不能从石油这个单一因素得出结论，油价上升，经济必然陷入滞胀。
    人口增加如何影响经济，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经济并未因人口增加而衰退，相反，进入了快速脱贫的时期，经济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 要好。2011年David Lam发表的长篇论文《How the Wor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 Lessons from 50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包括大宗商 品与脱贫两个方面。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不少。1986年国家科学院（NAS）发而《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报告得出结论，虽然有一部分较为乐观，但仍然指出人口增长会给环境、经济发 展带来严重问题，如环境危害资源品质下降。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当全人类共同承担空气与海洋污染成本、没有人愿意为雨林出资时，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加以平衡，造成了典型的“公 地悲剧”。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营养失衡、教育质量下降。
    此人认为是原因，那人认为是结果，最终因果关系不甚了然。
    回到大宗商品进行具体分析。
    从大宗资源尤其是最重要的石油价格看，1973年到1974年经历了一段飙升阶段。因为苏伊士运河争夺战、因为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发动了赎罪日战争，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等因素，导致 石油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上升4倍，全球经济增长从1973年的6.8%下降到1974年的2.8%。石油悲剧没有结束，受两伊战争影响，1979年油价飙升2倍，全球经济增长从1978年的4.6%下降到1981 年的2.1%。到1980年、1981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到高位，约每桶40元，与目前的每桶90美元左右的石油价格大致持平。此后石油价格处于平缓期，但由于全球工业的复苏，到2008年次贷危 机之前，石油价格经历了持续6年的迅猛上升期，是1861年以来油价持续上涨周期最长的一次，油价窜升到将近每桶120美元。石油的走势与铜、锡的走势大致相同。
    表面上看来，资源价格多数时候较为平稳，而在特定时间大幅上升，而任何资源价格的上升，都是货币与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0年代油价上升，恰与日韩、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崛起大致同步，而2008年之前大宗商品迅速上升，恰与金砖四国尤其是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时间相当，当时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报告 都在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中存在的新兴市场溢价。最明显的例证是，从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大宗商品（石油、铜除外）经历了极度低迷期，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全球性资源折价，到现在都没 有恢复。即使是全球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没有能够长时期的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换句话说，人口众多的经济体起飞阶段，必然造成大宗资源价格的井喷行情，经历一轮痛苦的调整后 ，重要恢复均衡。
    设想一下，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目前全球资源消耗就要增加3倍以上。如果全球经济能够解决产能过剩，中、 印等国继续走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车道，那么，2008年以前的全球资源大幅上升就不会成为罕见的现象。除非，全球尽快找到新能源技术，发达国家愿意以低价向发展中国家让度新技术， 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血腥的能源市场中不可能出现。
    令人称奇的是，在最近这50年中，全球脱贫现象进步明显，其中对脱贫贡献最明显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
    贫困线的标准，是指按照2005年的标准，每人消费标准在1.25美元以下。全球贫困比例从1981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25%左右；东亚贫困比例从1981的78%下降到2005年的17%。其中，中国贫 困比例同期从84%下降到16%，同期印度从60%下降到42%，中国为全球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撒哈拉以南贫困比例最高，同期从54%下降到5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人口增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并不多，1981年全球全球贫困人口为19亿，2005年下降到14亿。如果去除掉中国因素，全球贫困人口不降反升，从1981年的11亿上 升到2005年的12亿。如果贫困线标准上升到2美元，1999年就变成重要分水岭，此前全球贫困比例虽然在下降，但贫困总人口仍在增加。
    中国之所以能够脱贫成功，因素众多，如推进市场化改革，如制度红利的大规模释放，如同期生育率下降而劳动率与就业人口增加，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人口就是脱贫惟一或者最重要的 原因。
    有明显相反的案例。同样是人口众多的地区，东亚经济转型、脱贫较为顺利，而撒哈拉沙漠以南成效不明显。还是以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为标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 2.14亿上升到2005年的3.91亿，上升幅度惊人，巧合的是，从1981年到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数量上升了40%左右，同期东亚的生育率则在下降。
    可见，虽然同是人口众多的区域，东亚与非洲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循环，非洲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更快；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相对平缓，未来人口增长的压力比 非洲小得多。
    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经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2012年5月28号，英国《卫报》报道了非洲大陆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今年非洲GDP增长预计为4.5%，明年为4.8%。但由于非洲大陆人 口净增长2%左右，导致人均GDP增长只有2%到2.5%左右，大批年轻人失业，其中60%的失业人口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妇女已经放弃民寻找就业机会。这是可怕的定时炸弹， 正在滴答作响，提醒我们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大规模超越人口增长，将会有怎样的前景。
    在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南非与北非，大批年轻人因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失业在家，他们与中国一些年轻人一样，宁可啃老，也不愿意出去工作。这说明，当地的经济未能提供接受过教育的人 力资本的充足的就业机会。从教育来盾，虽然全球教育总体资金上升，但人均教育经费下降，让人担心未来的教育质量。当人口能够与经济发展衔接，成为人力资源时，当地的经济总量将会 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当地的人口增长也会保持基本稳定。
    在二战之后，美国婴儿潮与经济发展同步，有美国国内报告认为，正是三十年代及二次大战带来的较低出生率，间接帮助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黄金时代，被大量消化的过剩产能，使经济 进入黄金时代。日本上世纪50年代后同样如此。
    很抱歉，笔者无法在本文中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但从全球的两大人口大区非洲与亚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循环。但人口增长一旦突破临界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为 负。
    以上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将如何，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供养比例与经济效率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