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大转型”的迷茫和共识

    “转型”是晚清至今中国未竟的事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离奇曲折的社会转型中，或奔走疾呼，或漠然麻木，或急功近利，或怅然若失。“转型”之所以尚未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努力一次次被打断，导致转型的共识也一次次被撕裂，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一个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的《大转型》（2012年6月，中信出版社）一书，则给出了自己旗帜鲜明的答案──“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耳熟，似乎也不缺乏共识，因为“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概念，不仅写入了宪法，而且也经常见诸于各种官方报告中。但正如韦森教授所担心的，现在我们极需要廓清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
    当“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变得“中国特色”起来：社会主义民主滑向了威权下的“集中”；社会主义法治滑向了政府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了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凭借着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被冠之以“中国模式”横空出世，决策层和部分知识分子也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全球化红利下的经济盛世，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依靠“中国模式”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暂时一枝独秀，让当下中国向民主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共识，裂痕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大转型》一书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无论是剖析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还是反思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政策，无论是探究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理，还是分析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韦森教授都在殊途同归地捍卫市场经济这个最不坏的资源配置方式，捍卫宪政民主这个最不坏的人类社会普适性规则，同时，他也给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税收（宪）法定和预算民主。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韦森教授对张五常的“县级政府竞争说”做出了商榷。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而进行的竞争的确存在，“发展主义的政府”也的确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部分和次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也想发展，也想竞争，但由于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最终演变成了权力斗争，也导致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悲剧。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从农村到城市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才激活了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才通过沿海地区的“中国制造”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尽管地方政府竞争解释了中国经济奇迹的部分原因，短期内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率，但这种发展模式结果让“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管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中不断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无疑是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份额的不断扩大，会让内需难以启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积累了大量债务，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还将导致货币超发和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为短期的通货膨胀和长期的经济衰退埋下种子。此外，这种发展模式也让政治改革障碍重重，因为如果只有依附权力才能获取利益，也便失去了挑战权力的勇气。
    面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双重困境，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便成了最佳的突破口。从经济领域来看，内需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对中国而言，潜在的内需尤为庞大，但之所以迟迟无法启动，主要是因为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导致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因此，减税富民是启动内需的最佳途径。尽管中国政府近几年也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工作，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较高，要实行的是总量减税，而不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而要实现总量减税的目标，依靠政府自觉挤牙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预算民主和税收法定，让人民代表大会起到监督和制衡作用，让税收进入法治化的轨道，不能再让政府唯我独尊地依靠行政法规来增减税收。
    从政治领域来看，正如韦森教授所言，宪政，即“限政”，最根本的就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而“民主政治，不只是个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而且，“宪政”开始不一定是“民主的”。因此，税收问题是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牛鼻子”。除了培养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当务之急，便是推动《预算法》的修订，《预算法》的修订已经蹉跎了15年之久。现行的《预算法》本质上是财政部门自导自演的“组织法”，未来要彻底把《预算法》修订成为 “权责法”，成为人大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法律。
    有句老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当下中国的“大转型”既缺乏目标的共识，也缺乏手段的共识，或者说，“心中的罗马”在哪里并不统一，即使统一了，如何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前提下，少走弯路地抵达“罗马”也不统一。
    一百多年前，“心中的罗马”是一个打破传统、驱逐国民劣根性、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现代社会，但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被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阻断，也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建国以后，“心中的罗马”发生了改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但在缺乏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等现代性要素的前提下，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实验最终以大跃进闹剧和文革悲剧收场。彼时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其实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而“政统”与“道统”的合二为一，或者说集权者不仅掌握权力还掌握真理，让启蒙观念几乎在中国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启蒙之光再次在中国大地闪耀，“心中的罗马”再度轮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共识，但学理上的探讨在现实层面遇到了挫折，一场政治风波既让启蒙思潮沉寂，也让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分化，不仅“心中的罗马”千差万别，“大路”也千条万条，交集甚少。过去10年，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大国崛起心态骤然凸显，导致分歧进一步加剧。盲目反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标榜个性忽视共性的历史主义等等思潮，在决策层、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心中扎根。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体现了这种思维的变迁，其潜台词都是“中国不一样”。
    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不再持续高增长，标榜“中国不一样”的呼声也终将失去生存土壤。当下，正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拐点，如果依然沉迷于“中国不一样”，将延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当10-15年之后，经济低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依然拉大、个人权利依然缺失，社会的稳定性将难以维持，届时人们就会发现，中国没什么不一样。正因如此，说当下是“大转型”的良机并不为过。
    至于转型的动力，来自你、来自我也来自他，这里尤其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权力、金钱和大众，起码要试图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现在正发生着什么，而且要唤醒大众的工具理性。此外，如韦森教授所言，知识分子首先要启蒙自己、点亮自己、弄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照亮别人。作为公众来说，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个人权利，要让决策者知道，个人权利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不保障个人权利，中国难以走向现代性国家，将继续在成王败寇的传统中轮回。
    生活在“大转型”的时代，也许是幸运的，若干年后，回首今日，希望我们会欣慰地说，看，我无愧于那个时代，因为我改变了那个时代。
    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来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