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张维迎“语言腐败论”中的“语言腐败”

    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在2012年4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政治评论，题目叫“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地步”。张维迎正确有力地批评了左的政治语言滥用，如：
    把“黑打”说成“打黑”，
    把“整人”说成“整风”，
    把“政敌”说成“走资派”，
    把“非法监禁”说成“劳动教养”，
    把“反对者”说成“反革命分子”，
    把“含冤而死”说成“自绝于人民”，
    把“四五民主运动”说成“反革命暴乱”，
    把“国有控股公司”说成“现代企业制度”，
    把“操纵选举”说成“人民代表选举”，
    把“微观干预”说成“宏观调控”，
    把“闭关锁国”说成“独立自主”，
    把“学习外国”说成“崇洋媚外”，
    把“不满者”说成“反动势力”，
    把“私利”说成“国家利益”，
    把“愚忠”说成“爱国主义”，
    把“追随者”说成“人民”，
    把“官员”说成“公仆”，
    把“控制”说成“改革”，
    张维迎总结说：“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简单地说：语言腐败就是改变词义以忽悠操纵。比较精彩的是这段：
    “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张维迎的政治批判是比较彻底的，但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张维迎欠缺的是一种自觉的制度文化批判，也正是因为这种欠缺，他不自觉地陷入了他自己所要“开战”的“语言腐败”。
    张维迎所批评的其实是“指鹿为马”式的明显语言腐败，由此应该深入挖掘的是背后那些“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可张维迎没有这么做，他把背后的原因当成不证自明的，然后揪住这个名词不放，结果当然就出问题了。特别有问题的是这几句：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简直不可思议，这几句同前面引用的那段话居然是出自同一个张维迎。明明语言腐败只是中国政治文化腐败的结果和表现，张维迎却硬把语言腐败，当成了道德堕落、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官员腐败、词汇本来含义等等问题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颠倒因果错误。
    最严重的错误是他引用孔子的那句话，那显露了张维迎不仅不理解儒学的特征，还彻底漏读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要点。“名正言顺”说的根本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恢复语言词汇本来含义”的“正名问题”，而是如何给“成事”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问题”。
    这就是儒学的本质特征：虚伪的政治道德主义。要害之处是：礼治仁政对“霸道”没有一种确定可操作的制度约束，却对“王道”有过多的规范愿望和表面文章。儒学强化的只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阴阳逻辑”而已：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不是做的、做的不是说的，阳奉阴违、儒表法里。简单地说，语言腐败只是中国文化“政治掩饰术”的体现。儒学一直在使“霸道”面子上过得去，长期演化博弈下来，“书面道德掩饰实际道德”和“私德压倒公德”的“双轨道德”就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要点，而且“双轨道德”在情感反应程度和速度上也别具中国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不懂什么叫掩饰就不懂中国的政治文化。
    因此，我与张维迎的看法完全相反，不是“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而是“道德堕落导致语言腐败”；不是“改革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决语言腐败问题”，而是“语言腐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决政治文化问题”；不是“消除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而是“消除80%的官员腐败才有希望消除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不是“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而是“反双轨道德才能反语言腐败”。
    由于这种认识缺陷，张维迎仅仅把问题局限于“指鹿为马的语言腐败”，而事实上，中国更严重的是“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和“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很不幸的是，张维迎在揭露“指鹿为马的语言腐败”时，自己就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地落入了“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和“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
    “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就是上面分析的，把语言腐败当成了道德堕落、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官员腐败等等问题的主要决定因素。看表面的语言而不看背后的原因，看语义而不看政治文化，颠倒语言腐败与道德堕落，这样流于表象的文字就是“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
    张维迎说：“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说得对。张维迎想说什么我们大家当然都清楚，但他不能明说，文章要发表他就只能“声东击西”，可代价就是落入了“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
    我想说的是：张维迎面上振振有词，“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可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他要么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指表为里的语言腐败”，要么是因为制度的原因而身不由己陷入了“指桑骂槐的语言腐败”，然后只能单一地批评“指鹿为马的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它既是一种生理遗传，又是一种文化遗传，更是一种“社会稳定预期”。难怪连自称“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邹恒甫都说：“郎咸平有经纪人帮他联系‘业务’。吴敬琏一直炮轰‘权贵资本’，其实他本人就是‘权贵’，不然他为什么要给‘权贵资本’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张维迎经常骂‘垄断’，那他为什么要去垄断央企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有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误国误民”，《广州日报》2012年06月06日）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人的精神病理分析”的文章，专门回答“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结论是：
    中国的现实就是被两种道德主义搞坏的：一种是内儒外法的假道德主义，一种是以为书面道德能压倒现实道德、私德能压倒公德的伪道德主义。假道德主义者潜意识里知道“书面道德”与“现实道德”、私德与公德的区分，伪道德主义者甚至连这个区分都不明白。一个主张“书面教化”的人，他身上的“现实教化”就压倒了自己的“书面教化”。自己的意识出卖了自己的潜意识都还没有感觉，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病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为什么？因为实用主义，因为实利主义，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认为真心的东西“信仰化”，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没有“宗教精神”，所以“没教化的措辞”一直在出卖自己的“教化主张”。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的精神是书面的，我们的情感却是现实的；我们的思维是书面的，我们的行为却是现实的。我们是自我出卖的人，我们的“现实教化”必然压倒自己的“书面教化”，我们中国人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们就是“双轨人”，我们的人情观、规则观、道德观以至于“传统信仰”都在规定我们如此这般。
    “书面教化”的本质是：主张教化的人想教化的是别人，自己不可能成为教化的人；我永远例外，因为“书面教化”本身根本不存在“现实教化”那样的“互动强化机制”；结果，每一个我都例外了。这才是中国人：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说的不是做的，有些事做的不是说的。有些事只让说不让做，有些事只让做不让说；有些事让说的不是让做的，有些事让做的不是让说的。有些事只能“被说”不能“被做”，有些事只能被做不能被说；有些事被说的不是被做的，有些事被做的不是被说的。
    最后多说一句：中国人“人气足”，把根留住了，腐败的制度文化也就传下来了。所以，那些口口声声哭着喊着反贪污腐败、反语言腐败的人，最好也当心一下自己的腐败。大家的差别也仅仅是自我意识的差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