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回看房产税：要害在实施细则有多少针对性

    房产税在上海、重庆试点后沉寂了近一年后近来风声再起。据报，国务院已明确年内扩大房产税试点，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要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研究制定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表述传递的新信息是，房产税不仅覆盖新增商品住房，而且还针对存量住房。
    从房产税在上海、重庆试点效果看，并不理想，对房价并未有多少遏制作用，更多的只是心理层面的影响。去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应税住房为8791套，建筑面积215.1万平方米，征收率90%以上，已征收总额约1亿，而去年重庆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房产税对重庆财政收入的贡献微不足道。去年重庆主城高档住房交易价格下降了6.9个百分点。对于重庆这样住房价格一直比较稳定的城市来说，房产税的功效看上去确实很有限。
    实施房产税，我们首先要明白推出这个税种主要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为了给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作为挤压房地产泡沫的一种经济手段。现在实施效果不太明显，主要原因还是在执行时避重就轻，力度不够。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近10年的泡沫式膨胀，已造就了一大批“房产阶级”，他们的个人和家庭拥有的住房大大超过了自住和改善性需求，拥有多套住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投机或投资。房地产市场因此已畸形、蜕变成利益输送工具，先富不是带动后富，而是剥夺后富，后果当然不会是共富，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近些年贫富差距过大且一直难以缓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历史上，其他国家也有过房地产大投机现象，但结果告诉我们，一旦房地产作为疯狂投机投资的工具，其后果将是相当严重。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房地产大泡沫的破灭，给国家带来的是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教训太深刻，现在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以此警醒国人。
    房产税本来是个抑制房价泡沫的好工具，没收到良效，就是因为力度不够，这就好比一把剁骨刀，刀是把好刀，很锋利，但如果力度不够，硬骨头是砍不掉的。一项制度起不起作用，除了制度设计以外，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力度。这就好比改革，措施很重要，敢不敢碰硬更为重要。现在房产阶级已形成利益集团，如果新制度对住房保有量不征，不仅对新购房者不公平，而且也会令效果大打折扣，收不到什么成效也是情理中事。
    中国房价高，并不是因为住房太少，而是因为在扭曲的市场机制配置作用下，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市场是只讲效益的，配置缺乏公平只能由政府调节，而政府在这之前做得并不够。有人估算过，2010年，中国城市住房总量约为170亿平方米，误差区间为上下各10%。中国商品房空置率较高。据媒体报道，一线城市为40%，其他二三线一般略低，住房空置率在25%至30%之间，近两年由于限购限贷对有多套住房的人没什么影响，所以空置率基本没什么变化。保守估计，若空置率在25%左右，以中国人均住房面积28至30平方米推断，2010年的空置房，或可供1.5亿国人居住。
    鉴于那么大的空置房存量，笔者认为住房调控应该转变思路，不能再以增加土地供应、住房供应来解决住房矛盾，因为土地毕竟是稀缺品，18亿亩红线的硬约束摆在那，另外。即便商品住房供给再多，也能被投资炒房者消化，中国现在不缺有钱人，缺的是普通百姓手中买房的资金。面对这样的现实，房地产调控转向，就是释放空置的住房存量。这样做，政府执行成本很低，只是政策实施的成本，通过实施经济手段，还有税收的收益，还免去了大建保障房所面临资金、分配、地方作假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存量房大量释放，房价下跌至合理价位，商品房摆脱投资回归居住的性质，则更容易实现“居者有其房”的目标。
    限购、限贷政策实施到现在已一年有余，效果比较显著，但这终究是行政性手段，对于调控市场而言终究不能长久，更别说地方政府始终有突破这一政策的冲动。最近媒体披露的扬州等地出台买房补贴政策即是明证。调控房地产市场，终究还是要回归经济手段。房产税，毫无疑问是目前最为理想的手段。现在的关键是看实施细则是否具有针对性，比如计税方式实行累进税，计征起征点不能定得太高，如上海起征点是住房面积总和人均超过60平方米计征，笔者以为标准定得有些过高。为兼顾政策的有效性和居民的住房舒适度，或以调整为人均50平方米为宜，或50至60平方米为一个档次，税率较低，人均住房面积越高，税率就越高。只要严格执行，相信房产税必定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