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通货膨胀不仅“谋财”，还能“害命”

    通货膨胀被称为“隐性税”，通过购买力缩水转移普通居民的财富。近十年来，国内通货膨胀高潮迭起，居民手中的钞票持续发毛。新一轮通货膨胀始于2010年，负利率造成普通居民存款不断缩水，理财产品满天飞。这种现象自然可以归结为“谋财”。当然，通货膨胀谋财是一个经济常识，古今中外概莫除外。但在我国，通货膨胀还具有一项特色功能，能够“害命”，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害命”了。
    通货膨胀到底是怎么害命呢？这个载体是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现在是一个热门词汇，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揭示了国内食品问题“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种自主创新能力如果应用科学研究，一定可以问鼎诺贝尔奖。在关于食品安全讨论中，有“良心论”、“监管论”、“互害论”、“信仰论”等。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很多，自然能找到很多解释。其中“良心论”最有市场，在一个深厚伦理道德观的国家民众普遍有道德批判的思维惯性。但凡出了问题，思维第一指向总是“良心坏了”，而且也可以找到一大堆论据，真正能够深究到关键症结者并不多。食品安全在我国能够长时间、大范围、周期性地出现，是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
    首先从表观角度看通货膨胀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有两组统计数据，两者对比能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国内食品安全形势与CPI走势两者存在一年滞后期，CPI走势对食品安全形势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而且食品安全形势并不是一味变差，也会随着CPI大幅走低而好转。透过复旦大学吴恒同学统计整理的国内食品安全报道数量，以及国家统计局编制的CPI年度数据，在2003年至2011年中，第一次出现大规模食品安全新闻报道是2005年，超过400起，而2004年恰好我国CPI出现大幅走高，从上一年的1.2%升至3.9%；第二次大规模报道是2011年，接近500起，同样2010年我国CPI为3.3%，从上一年的-0.7%跳升到3.3%。这种食品安全报道滞后于CPI一年的现象不仅出现食品安全形势恶化中，同样也出现在食品安全形势好转中。在2003年国内CPI为1.2%，而2004年的国内报道不足50起；在2009年国内CPI为-0.7%，而2010年的国内报道则为100余起，数量仅高于2004年。尽管这两者的关系存在诸多干扰因素，如政府集中整治行动、PPI与CPI之间传递关系，及政府对新闻报道的影响等，但还是能看出CPI走势与食品安全形势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如果以上两组数据只是从表象揭示了两者的关系，那么从食品企业及从业者的经营行为则可以从机制层面看到“通货膨胀”是怎么“害命”的。通货膨胀来临，经营成本上升，利润趋于减少。作为一个传统行业，经过充分地自由竞争，食品行业的平均收益率相对较低。为了抵御通货膨胀，食品企业通常可以有五种应对策略，一是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二是降低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三是兼并重组提高规模效应，四是提高产品价格，五是关门歇业。第一种策略由于周期长、投资大、实现难度大，基本不会作为短期应对策略。第三种策略需要具备一定前提，即全行业不景气，众多企业无以为继，才会出现兼并重组。这个前提在通货膨胀前期是不会出现的。第五种策略不到万般无奈是不会采用的。
    至于余下的两种策略，企业会选择哪一个呢？这时，政府行为和社会治理方式则起到了关键导向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只能选择提高价格，即使知道会因此导致销量下降，甚至引起亏损。由于法律监管严格，食品企业通常是不敢降低产品技术标准。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发生大规模并购。但在国内，由于食品在CPI中的权重大，政府为了控制CPI，一方面加强“米袋子”和“菜篮子”工作，另一方面频频约谈食品企业，检查市场物价。这两项工作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食品企业及从业者则容易陷于“水深火热”中。“米袋子”和“菜篮子”增加市场供应，直接加大了行业竞争压力，经营绩效面临降低；控制市场价格对中小企业则是毁灭性打击，大企业由于国家补贴可以暂时维持一定利润，中小企业成本压力无法转移，要么关门转业，要么铤而走险。这时国内社会治理方式成为关键诱因，食品监管政出多门，手段落后，寻租空间大，“利益俘获”导致监管效力低，这些因素自然激烈食品企业降低产品技术标准，或采用低档替代品，或使用添加剂，或减少加工周期，不一而足。这样形形色色的问题食品便涌入市场。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是一个人神公愤的问题。尽管如此，不能简单地抛出“良心论”。食品行业是一个传统行业，其中大量的个体从业者在经济社会中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本来微弱，通货膨胀是能将其陷入绝境的，在没有补贴和救助下，是很容易铤而走险的。检讨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将这些人简单地置于道德与利益对撞中。为了应对通胀的巨大压力，为保障已然沦为弱势群体的生存权，道德变成了一个很奢侈的选项。可以设想，连一贯注重品牌和声誉的大企业产品质量问题迭出，个体从业者只能是“惨然自救”。这个时候，不要简单地抛出道德和利益之争，而是源于保障生存权的强烈反应。当然，本文并不认同这些行为，是希望找到现实可行的途径，建设性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同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职业道德建设。
    其实，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爱心”的群体，在奥运会、神舟发射、钓鱼岛之争、汶川地震、玉树泥石流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平凡而又普通的个人表现出强烈而又真挚的情怀，一种无私和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他们的人生观要求很简单，就是“国泰民富，安居乐业”。通货膨胀不仅使普通民众财富缩水，还将很多人推到生存的边缘。概言之，食品安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在财富重新分配过程中弱势群体通过不恰当方式维护自身基本利益的问题。
    当前，国民经济又开始下行，政府开始了预调和微调，审批基础建设项目明显提速，货币政策趋于宽松。为了保增长政策营造环境，一些部门和经济学家宣扬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甚至提醒民众需要忍受较长时期的通货膨胀，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创造空间。
    然而，面对国内通货膨胀的“谋财害命”，民众就是有心忍受，但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健康资本。而且，即使所谓的温和通货膨胀，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通过食品安全实现的。从本质上讲，国内投资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国内生产能力已经从“全面过剩”发展到了“绝对过剩”。大规模投资不仅难以实现有效就业，还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这才是最要命的。此外，通货膨胀要造成资源错误配置，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
    通货膨胀是食品安全形势恶化的最大推动力。如果政府还是依靠投资“预调微调”，那么我们只有忐忑期待吃到新的东西了。